Avsn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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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正題之前，我希望大家先記住一句話：權力會腐化，但同樣重要卻很少人講的另一半是：懦弱也一樣會腐化；而且權力腐化的是少數人，懦弱腐化的，是大多數人。
廣東省揭陽市坪埔村，四個未滿十四歲的男童，將一窩大約半個月大的小狗，連同牠們的母親旺旺，虐殺、焚燒。犯案的細節我不想細講，最令人髮指是他們一邊虐殺一邊拍片，還在鏡頭前笑著說「好香啊」，自得其樂。
真正值得深究是這件事的下半場。當全中國以至外面的世界都說「這樣很離譜」，這條村裡的人，竟然再拍片虐殺三隻貓，然後撂下一句：你們有膽的，就來我們這條村跟我們講。這一刻，他們已經超出了單純個體的反社會行為；我們見到的是一種社會行為；由官方，到整條村，到報復式的挑釁，是一整套的社會現象。
官方怎樣處理？新亨鎮人民政府通報，呼籲網民不要傳播、不要網暴這幾個人；村民自己在微信裡則說要「大事化小」，不要張揚。
雖然在這條村以外，中國大陸也有良知的聲音：有演員在抖音說要尊重生命，應該立法保護動物，但貼文被抖音刪掉。台灣藝人在微博問一句「正義、良知、公義、責任、法治在哪裡」，也是秒刪。所以，這件事在中國大陸其實是有爭議的，但問題是，由那個制度、那個系統，刻意把這些聲音刪走，避免爭議。
背後，還有沒有更深的問題？
一種很直觀的說法是：中國沒有保護動物的法例。嚴格來說也不全對，中國有《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護國家定義的瀕危物種。當中價值觀扭曲在於，假如那幾個人夠膽去虐殺一隻熊貓，政府一定出手，說他們犯法。
另一種主流切入，是吃肉的雙重標準：「你們不是個個吃素嗎？你吃豬吃牛吃羊，不也是殺害動物？」我也見到有人說：「虐殺和殺是兩回事；大自然本來就有動物吃動物，人類是雜食性生物。」
中國古典裡有一句「君子遠庖廚」；殺害動物本身是殘忍的動作，正因為惻隱之心，人不想見到那個過程；當食物煮好放上桌，不再以一個生物的形式存在，人也吃得心安理得一點。
有人說這是虛偽、雙重標準；無疑這是另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但不是我針對的題目。
首先，不妨先講我自己的立場：「我對動物是有一個 soft spot 的；小動物固然喜歡，大一點的也覺得可愛。」可能有人會說，這就是左膠、大愛、濫情？
但人對其他人或物的共感、同理心，不是理性計算得出來的結果，不是理性的選擇；「我喜歡動物」，是很個人、很主觀的感覺；但我也不會強迫所有人接受我的這種價值觀。
有人會反問：「好，你有你的自由，那為甚麼那幾個小孩、那些虐殺動物的人，不可以有他們的自由去做這些事？」
道德的存在就是保護弱者
從哲學一點的角度想：「何為道德？」首先，道德絕對不是用來保護有權有勢的人。在叢林法則——誰大誰惡誰正確——的世界裡，對別人有絕對支配的能力，就可以為所欲為。但文明人接受不了叢林法則，原因很簡單也很理性，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永遠都站在支配的一方。
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問題：能夠支配他人的，永遠是少數。人類文明之所以慢慢發展出「道德」這個觀念，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擔心自己是被支配的那一個。如果你不信，可以用 AI 寫一個模擬：一套社會法則是絕對支配者毫無約束、可以為所欲為，另一套是人與人之間有一定的道德約束、對極度殘忍血腥的行為有所剋制。看看兩種模式最終得出甚麼結果。我可以很大膽地說，假如人類社會純粹建立在前者，根本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文明。人類不是在大自然裡特別有優勢的物種，單獨一個人在野外，根本不可能生存。所以對他人、甚至對其他物種的慈悲，不單是人類的天性，也不單是一種社會規範，而是我們生存的根本。
站在這個角度批判揭陽那幾個人是反社會、甚至反人類的行為，絕不過分。
接下來更重要的兩個問題最是：一，為甚麼他們會這樣？二，怎樣改變這個現象？
過去二十年，越來越多人不自覺地接受了一種觀念：「對其他生命有同理心、慈悲，是多餘的、是虛偽濫情。」「白左」「聖母」這些詞大概在 2010 年前後的華語互聯網流行，尤其是針對動物保護、環保、平權、LGBT、女性主義、素食等等，說這些人是同情心氾濫：「對狗有同情心，那麼對水母、對生蠔要不要有？」
我也曾跟素食主義者辯論過：「牛、鹿、羊、豬會痛會怕，所以不吃；退一步，魚呢？再退一步，生蠔呢？」題外話，我自己其實大多數時候吃得很素，我的家人甚至不吃肉，所以雞蛋是我最主要的蛋白質。我不敢將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強加於人，能行慈悲就盡量自己行。當然我也會偶爾也會忍不住吃點肉；人不完美，我也不完美，但至少我不會做到虐殺動物那一刻覺得有快感。這是兩件事。
回到「權力腐化」那句話；當中所指是濫用支配的力量；但 Eric Hoffer 提醒我們，絕大多數人其實是弱者，而那種懦弱更加腐化，而且腐化的還是大多數人。Jordan Peterson 也有一句我很記得的話：「軟弱不是道德；當你有傷害別人的能力，卻選擇不去傷害，這才是真正的道德，才是真正的強。」你看那四個揭陽少年，虐殺的是小狗；如果面對的是兇猛的猛獸，他們還會不會勇敢起來？我想不會。
我不是否定支配他人有其快感，但正正是當你握有支配的能力時，才看得出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我們常說，給一個人一點權力，就看得出他的品格。
在某些社會狀態下特別容易孕育出這種「誰大誰惡誰正確」的觀念；有人說「中國人就是這樣」，雖然我不排除很多中國人確實如此，但我們要留意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長期被欺壓，一旦自己強起來，就從被害者變成把痛苦施加於別人的人。
當政權否定普世價值
講道德，很自然會延伸到一個問題：「道德是不是建基於一些普世價值？」慈悲，我認為就是一種普世價值。而我對普世價值的定義是：「人類文明、人類今天的存在，就是建立在這些很根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上；包括我們不是純粹的弱肉強食。」假如人與人的關係純粹是弱肉強食，人類早已在地球上消失。這種根本的關係，我稱之為普世價值。
問題是，近代中國的政權，不斷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當有人提出某些社會制度源於普世價值——包括言論、思想自由，政權出於政治上的方便，就會用一種道德相對主義回應，指這些是西方的價值觀，不適用於中國人。
有一點我覺得很諷刺是，中共經常指西方國家虛偽、雙重標準；但如果一個人是虛偽、雙重標準，頂多只能說他不是不知道甚麼是理想的價值，只是做不到。虛偽，建立在你嘗試扮演某種價值；雙重標準，至少也有一個標準。可是我敢說，在過去兩三百年，在中文世界的道德倫理哲學，充斥著虛無主義；缺乏原則性。儘其量，就是搬出一些孔孟儒家教條式的說法。結果，中國人在討論道德問題時，往往只有兩種思維模式：一種是只有空泛的教條而無內容，另一種是乾脆走向道德虛無主義；在他們眼中，世界根本沒有道德，只有絕對的支配與被支配。
社會最上層出於政治需要，不斷模糊、扭曲概念。社會下層，也出現各種歪理。當你說虐殺小動物殘忍，他們就反過來說因為你吃肉，所以你也殘忍。可是當你有人說自己吃素，他就說是白左、是泛濫的情緒、是聖母。總之在他們眼中，世界根本無道德可言。這也是為何在這種社會中，有些人——尤其是弱者——很容易將自己遭遇的不幸，以暴力的形式，施加在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身上。
2013 年中共推出了「九號文件」；全名是《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件說明，若有人宣揚普世價值，就要警惕，因為那是將外來設計的價值觀強加在他們身上。
其實中共一樣借用民主這些字詞，但將概念完全扭曲：所謂民主，就是我們有一個程序；所謂法治，就是有法規。當概念不斷被搬弄，背後卻沒有一套言之成理的原則，結果就是「口號治國」；口號背後完全沒有任何內容。
「九號文件」雖然表面上只狹義地針對政治範疇，但政治與道德倫理都是制度背後的原則。就以一人一票的選舉為例，那是反映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在北京眼中，這種觀念是高風險、直接動搖他們的絕對控制。當你嘗試將道理講清楚，他們的價值觀就站不住腳，唯有禁制言論。專制政權限制言論自由，理由是他們已經找到最終真理，只要讓黨掌握了絕對正確的人掌握權力，支配了所有資源，就能做出最好的結果；群眾只要照做就是，不用那麼多的討論。
另外，選舉政治最主要的價值，是向每一個當權者說：「你是可以被趕下台的。」這件事中共亦當然接受不了。可惜，偏偏又有很多人有種扭曲的觀念，認為選舉的意義是選出「最好的政治領袖」。專制政權亦利用這個扭曲的觀念，去證明選舉不一定可以選出「最好的政治領袖」，從而得出中共的「全過程民主」，才是真正以「結果為目的」的真正民主。
久而久之，層層而下，在專制之下的群眾也相信了「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到了最底層，無法支配任何人的那一層，就開始向更無助的小動物。可能有人說我講遠了，那四個揭陽的少年根本就是反社會人格，但是我們又怎麼解釋之後整條村的人說「有膽就進村來找我們談」？說穿了，那就是：「老子拳頭夠硬，不需要跟你講道理。」正如有人提出要立法保護動物，結果卻是連討論的空間也沒有，貼文秒間刪除。在這種社會下，自然大多數人都不懂得討論問題，甚至不懂得如何和平共處，只要一有衝突，不要說那麼多，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其實不需要很高深的哲學訓練也聽得出，當一個人所做的事不是幅自己決定，甚至連反省自己行為是否合理的自由和能力都沒有，連對錯是非都無從區分，社會又如何有甚麼道德可言?所以，當極權社會掌握絕對權力的統治者，不但支配人的行為、社會資源，甚至連思想都要支配，道理就不是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範疇。
道德不是由上而下的；亦不是因為有些人高人訂了標準，其他人教條式地服從就是。回到揭陽虐殺小狗事件，有人以為只要制訂動物保護法，就可以減少虐殺。當然，我不是說立法是錯，我只是說立法不會移風易俗。中國的法例多的是，但如果有一班人根本反人類、反社會，立法只會令他們覺得自己更受壓迫，更需要借殘害更弱小的發洩，因為根本的價值觀,就是那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
君子慎獨
再強調一次：「道德的根本，是要破除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
道德規範與法律規範，本身沒有必然的矛盾，但哪一樣更重要？我會說肯定是道德規範。但道德是甚麼規範？我有個最簡單的答案：「道德，就是當沒有人看到你在做甚麼的時候，你怎樣抉擇的基礎。」如果沒有人看著、沒有人知道，你仍然會選擇去做，或不去做某件事，那就是給自己的約束，就是道德。
一個社會若要以相對低的成本運作，必須建基於道德。換句話說，即使沒有人知道你在暗地損別人的利益，你也會選擇去捍衛這些共同的利益，而且人人都漸漸地建立起共識，盡量不做損害別人的事，這也是為何有些社會可以在相對低的成本下運作。之前世界盃小組賽期間，日本球迷賽後清理觀眾席，某個國家的網民卻很不滿，認為是虛偽、做戲，冷言冷語說日本人先將自己家弄乾淨再去幫人撿，認為覺得根本沒有人會這樣做。你從此就看得出這群人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
我盡量避免與這類人接受，是因為我不想花那麼多時間去「防小人」。
對不起，話說遠了。道德規範是自律；當一個社會普遍有很多人願意在影響別人的事情上自律，整體運作就會暢順很多、成本低很多。不要低估這些省下來的成本；當你不必浪費資源在門口裝幾個鏡頭，不用監視有沒有人在你家門口扔垃圾，省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做其他更有價值的事，尤其是對藝術、美、各種價值上的追求純粹。
慈悲的根本：藝術、文學與同理心
道德有它的社會價值，甚至人類之所以能存活至今，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人與人根本的協作能力。動物保護，重點也在於我們有沒有那份慈悲心。但慈悲心從何而來？主流的認知是教育和灌輸知識。我不敢說這些教條式的灌輸沒有用，但自古以來人的身份和價值，並不是靠教條式的灌輸；不是有人告訴你這件事對、那件事錯、你只要照著做就是；那是很傳統社會的想法。實證告訴我們，最有效去誘發我們對他人甚至萬物的慈悲和情，是感覺；而這種最直接的感覺，很多時來自藝術和故事。藝術有很多形式，包括音樂、繪畫、文學。
尤其是文學；人類文明漸漸走向更高同理心的社會，建立起現代人的身份認同，是因為過去幾百年由印刷術開始出現文學。古代社會也有文學，只是未必以文字流傳，而是透過詩歌，口耳相傳世代地承傳，效率當然不及文學甚至流行文化。
有人說文學沒用，這一點我是不認同的。文學有它的社會功能，但文學當然不是為了它的這個功能而存在，甚至不是為了任何目的而存在。當藝術要為某些政治目的服務，例如所有電影都是宣揚家仇國恨，它本來可以承載美、各種價值觀、各種人的經歷，統統被單一化、只為政權服務，最終得到的結果，失去了培養同理心、慈悲心的功能。
為甚麼在極權社會之下，人與人久而久之好像不懂得跟人相處、不懂得守規矩。這不是甚麼 DNA 出錯、不是甚麼人種就這麼下賤，而是群體大多數人的成長和生活經歷，都沒有機會讓他們知道原來別人也有感受，也不會想到人與人相處是需要一些道德規範。在這些人心目中，就只有透過權力去控制更低賤的人。對他們來說，社會規範如排隊是很愚蠢的事，他們會投訴，為甚麼不是霸了位置就是他用能力得到的好處?在他們的世界，守規矩是少數，多數人不守規矩，吃虧就是那些少數。他們不會想到，假如人人守規矩，大家一起得到一樣東西的成本其實都低了，不必爭先恐後、但對他們而言是難以想要的事，甚至認為守規矩是虛偽的行為；指出他們的混亂，就是歧視。
揭陽的那村民覺得別人是針對他們；因為他們不相信人可以慈悲。當你不相信人有慈悲的能力，自然會選擇以一種殘忍的態度去回應別人。
回到在一開始提出的那句話。權力腐化；腐化是少數掌權的人，但懦弱的大多數人一樣是腐化，他們心目中那種「要麼被支配、要麼去支配別人」的心態，只能靠不斷殘害別人，甚至連快樂都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這件事真的很可悲。今天的分享，我希望這不是純粹針對中國人，而是深入剖析在一種怎樣的社會狀態、怎樣的環境下，才會令反人類、反社會的現象變得普遍。
假如我們不想這種情況出現在我們的社會，第一件事是小心守護自己的觀念。近年香港越來越多戾氣，這是很危險趨勢。
最後，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內心的那份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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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對美國的信任由65%跌到31%，對中國由12%升到28%；洛伊民調22年來，兩個超級大國的信任差距從未如此接近。但同一批受訪者當中，仍有73%認為美澳軍事同盟重要，68%支持AUKUS。 所謂東升西降，未必是實力此消彼長，更多是記憶被改寫：疫情撲口罩的怨氣淡出，Truth Social 的每日新聞不斷疊加。
更少人提起的，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數字；美國對澳投資是中國的18倍，而政府與媒體只反覆講「最大貿易夥伴」，然後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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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nas det avsn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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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 Margin Call，唔等於冇人斬你倉
好多人買兩倍槓桿 ETF，理由好簡單：想借力，但唔想開孖展戶口。孖展會俾人斬倉，槓桿 ETF 唔會——輸極都只係輸手上嗰筆錢。聽落，呢個係一個更安全嘅設計。
其實啱一半。
孖展會斬你倉，係真嘅。但槓桿 ETF 每一日收市，都會幫你斬一次。因為佢係每日重設嘅：發行商要令持倉永遠等於淨值嘅兩倍，所以每日收市都要就住當日嘅升跌，去買賣背後嘅掉期、期貨同期權。跌市要沽、升市要追，價錢係幾多都要做。呢個過程嘅成本，唔係發行商孭，係算落你身上。
於是就出現咗一個大部分人唔明白嘅現象：你睇啱方向，一樣可以輸錢。指數先跌後升、V 型反彈返到原位，兩倍產品仍然係蝕嘅。發行商嘅上市文件講得清清楚楚，冇呃你——但佢哋喺廣告裡面講嘅，永遠只係「兩倍」。
分別喺邊？孖展嘅斬倉，係逐個戶口、逐日、有得商量，你甚至可以揀唔沽。槓桿 ETF 嘅斬倉，係自動、同步、全體、唔理價錢，喺同一分鐘發生。你以為攞走咗一個煞車掣，其實你係攞走咗自己嘅揀擇權。個人風險有上限；市場風險冇。
有人會話：咁都唔緊要，願賭服輸。我同意。真正令我擔心嘅唔係有人輸錢，而係有人輸咗都唔知自己輸緊乜。泡沫嘅定義從來唔係「貴」——貴唔貴係估值問題。泡沫嘅定義係：買嘅人根本唔知風險。
呢啲產品未去到會搞冧金融體系嘅級數。二千一百八十億美元嘅槓桿 ETF，對住美國家庭六十七萬億美元嘅股票資產，係一個零頭。所以佢唔係制度性風險。
但佢係一種社會性風險。一大批人矇查查衝咗入去，輸咗錢，然後連自己點解會輸都講唔出。
而如果你真係想賭，賭之前記住一件事：持有資產嘅時間，本身就係風險嘅一部份。
問：兩倍槓桿 ETF 明明講明係兩倍，點解買中方向都會蝕錢？
答：因為佢係每日重設，唔係逐段時間累積。發行商每日收市要將持倉調返做淨值嘅兩倍，過程中要買賣掉期、期貨同期權去對沖，而呢啲對沖成本係算落持有人身上。所以只要當日先跌後升、或者先升後跌，就算最終方向啱，回報都會少過兩倍；如果波幅夠大、日數夠多，甚至可以直接蝕本。呢個唔係費用，冇人袋咗，係重設槓桿嘅算術成本。
問：發行商用咩方法造出呢個槓桿？
答：主要三種衍生工具。美國用掉期合約（swap），發行商同銀行簽約，由銀行提供 underlying asset 嘅總回報，融資成本係由買入資產嘅人經發行商畀銀行。亞洲市場，包括日本、台灣、韓國，因為銀行體系深度唔夠，主要用期貨；韓國嘅單一股票 ETF 就係用單一股票期貨。第三種係期權，但因為期權有時間值同隱含波幅兩個變數，對沖唔到完美，所以一般只當後備。美國嘅單一股票槓桿 ETF 唔用期貨嘅關鍵原因，係佢喺二〇二〇年已經停咗個別股票期貨市場。
問：發行商自己承唔承擔風險？
答：基本上唔承擔。方向風險同波幅風險全部由買嘅人揸住，發行商只收管理費，以 7709為例， 係年費 1.6%，美國同類單一股票產品大約 1.05% 至 1.3%。佢唔係完全零風險：交易對手可以突然收縮額度。二〇二四年底，MicroStrategy 嘅兩隻兩倍槓桿 ETF（MSTX、MSTU）就大到銀行食唔落佢哋每日嘅掉期，逼到發行商即時轉用期權。歐洲亦發生過一隻三倍反向 AMD ETF，因為單日波幅超出可承受範圍，一日之內價值歸零。
問：韓國嗰次熔斷，究竟發生咗咩事？
答：韓國嘅單一股票期貨三點四十五分收市，但現貨同 ETF 三點半就停。六月八日，SK 海力士同相關槓桿 ETF 喺急跌途中三點半停低，之後十五分鐘期貨仍然繼續交易、價格繼續變，而 ETF 就要用嗰個價位同持有人結算。即係話，你被一個你根本入唔到嘅市場定價。呢個唔係市場風險，係設計缺陷。
問：呢啲槓桿 ETF 會唔會放大整體市場波動？答：要分市場睇。美國二〇二四年有研究發現，整體計，對美股市場嘅影響微不足道——因為美國嘅市場深度同銀行體系流動性都遠大過亞洲。但韓國唔同：法國興業用實際數據睇返三星同 SK 海力士，發現 ETF 再平衡確實推高咗波動，而 SK 海力士受影響遠大過三星，關鍵就係流動性——尤其期貨市場嘅流動性。池水淺，一陣風就起浪；大海要起同樣比例嘅浪，要海嘯級數嘅地震。
問：韓國明知有風險，點解仲要批？答：韓國副總理具潤哲講得好白：目的係阻止資金外流。而資金流去邊？流去香港——香港早喺韓國之前，就已經上咗三星同 SK 海力士嘅兩倍槓桿產品。理論上韓國可以用控制期貨市場嚟阻截香港發行商對沖，但咁做等於毒藥毒老虎：冇咗期貨市場，自己嘅股票市場都運作唔到。所以佢唯有批。批完四個星期，金融監督院院長就出嚟話後悔。
問：SK 海力士嘅盈利咁勁，點解仲要小心？
答：因為記憶體係最極端嘅週期性行業。同一間公司，二〇二三年營業虧損 7.73 萬億韓元，二〇二五年淨利潤 43 萬億韓元、收入 97 萬億。呢個唔係基本面改善，呢個就係週期。記憶體係徹底商品化嘅產品——插落部機嗰條 DRAM，三星、SK 海力士定 Micron 生產都冇分別；好景嗰陣三間一齊擴產，下一個週期就供過於求、價格崩。所以持有資產嘅時間，本身就係風險嘅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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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澳洲今年最低工資加了幾多？背後有甚麼爭議？
答：公平工作委員會在2026年6月公佈，2026至27財政年度最低工資上調4.75%，每週達1004.9澳元，是首次突破千元關口。但扣除4.2%通脹，實質增長只有約0.55%。工會要求6%，僱主方主張2%至3.9%，最終結果是雙方討價還價後的中間落點，委員會自己亦承認今次加薪並非基於生產力理據。
問：公平工作委員會的報告說了甚麼驚人的話？
答：報告明確指出，澳洲過去五年整體沒有生產力增長，因此委員會不認為今次加薪審查可以建立在生產力的理據之上。換言之，這次加薪的目的只是追通脹，與工人實際貢獻完全脫鉤。
問：工資增長與生產力增長脫鉤，會帶來甚麼後果？
答：兩個後果。正面是加速自動化；僱主有誘因以機器取代人力，減少對人工成本的依賴。負面是入門級職位加速消失，令年輕人和低技術工人失去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出現「連投入社會的機會都沒有了」的現象。
問：工會的影響力是否正在衰退？
答：按數字看是的。澳洲儲備銀行的研究顯示，工會成員參與率從二戰後約一半，跌至1992年引入企業集體談判時的四成，現在只剩13.1%，私營機構更只有6至7%。但工會透過「Award」制度，令加薪惠及所有受覆蓋工人，包括非工會成員，因此仍然掌握龐大的政策槓桿，並透過工黨在議會維持94席的政治影響力。
問：工會的「路徑依賴」問題是甚麼？
答：工會習慣了每年就最低工資談判、喊口號、爭取加幅，這套做法在貿易保護主義年代有其作用。但面對全球化、自動化和平台經濟，這套儀式已無法真正改善工人處境。工會領袖越來越職業化，未必有第一線工作經驗；而他們最終能倡議的，也只是更多立法管制，結果把整個社會推向Simon所說的「大型集體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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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美國製造業份額被中國超越」不能簡單解讀為美國國力衰落？
答：二十世紀之前工業產值是量度國家經濟實力的合理指標，但金融化和全球化令跨國企業可以將生產外判到成本較低的地方，同時保留品牌、知識產權和金融控制。單純以製造業佔全球份額作為國力指標，忽略咗資本配置效率同價值鏈上不同環節嘅盈利能力差異，因此會扭曲對真實經濟實力嘅判斷。
問：相對優勢點樣解釋美中兩國過去四十年嘅分工？
答：美國專注發展金融、知識產權和尖端科研，中國則專注承接製造業轉移和規模化生產，兩者都是各自發揮相對優勢嘅結果。呢種分工建基於自由貿易同一定嘅全球經濟秩序，一旦秩序動搖，原本嘅專業化便會轉化為對他方嘅依賴風險。
問：美國和中國在土地、能源、礦產呢啲第一產業上，優劣勢分別喺邊度？
答：美國擁有全球最多可耕地之一，自頁岩油氣革命後已成為能源淨出口國，2025年淨出口達11 個 quadrillion，約等於其全年能源使用量嘅三分之一。中國則在稀土等關鍵礦產嘅加工能力上佔全球九成以上，但在能源（尤其石油、天然氣）和糧食（缺口約2500萬公噸）方面高度依賴進口。
問：中國嘅稀土優勢在實際地緣政治博弈中，有幾大槓桿作用？
答：中國控制全球九成以上稀土加工能力，若供應中斷，短期內確實會造成一定衝擊，但長期而言，其他國家可以透過提煉替代來源、回收現有磁石中嘅稀土成分等方式逐步調節。相對於能源和糧食嘅依賴，稀土能造成嘅壓力被認為相對有限。
問：點解話美國對外貿嘅依賴程度，實際上比中國低？
答：2018 年至 2024 年，美國貨物進口平均只佔 GDP 嘅 11.6%，出口佔 7.4%，係相對封閉嘅經濟體；反觀中國出口從未真正萎縮，長期保持增長。美國真正依賴嘅唔係貨物貿易，而是對國際金融秩序，尤其是美元結算體系和資本市場嘅主導地位。
問：中國嘅「雙循環」戰略，同美國近年嘅產業政策（例如晶片法案）有咩本質分別？
答：中國「雙循環」戰略早在2020年5月提出，是一套具五年規劃、明確目標（例如中國製造2025嘅國產化比率）嘅整體部署，目的係降低對外依賴同時強化他國對中國嘅依賴。美國嘅晶片法案、降低通脹法案等政策方向類似，但屬於逐步應對式嘅舉措，並非同一套統一規劃，起步時間亦落後中國數年。
問：如果中美持續走向全球化逆轉，邊個先係真正嘅輸家？
答：中美兩國各自擁有不同範疇嘅優勢與韌性，即使成本和價格因去全球化而上升，雙方都有一定能力承受衝擊。真正首當其衝、最缺乏迴旋餘地嘅，反而係缺乏同等規模天然資源、產業能力或戰略部署嘅第三方國家和地區，例如歐洲和東南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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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禁毒日，懲教署上載一條AI女團短片：四位美少女載歌載舞，逐一介紹四種毒品有幾爽，落尾先至現形講毒害。半日之內全城熱話，影片兩度下架。網民笑問：呢條片究竟係禁毒，定係賣毒？
表面係AI闖禍，實情係傳訊基本功出事。公共傳訊有三個層次：inform，講清楚後果與罰則；influence，連接受眾嘅價值觀，對症下藥；inspire，令受眾主動衍生訊息、替你傳播。香港官僚長年停留喺第一層，除咗威迫利誘冇第二度板斧。今次想跳級玩「年輕人手法」，但自己根本冇message：唔知目標受眾點解吸毒，唔知毒販sell緊乜嘢narrative，於是唯有用傳遞方式嘅花巧，冚住內容嘅空洞。歌舞愈華麗，空洞愈刺眼。呢個唔係技術問題，係機構問題——制度揀人，揀出嚟嘅係熟程序、識執行嘅人；efficient做到十足，effective無從談起。
有人會話：短片唔涉額外公帑，出發點係好，係網民斷章取義；有宣傳總好過乜都唔做。但傳訊嘅第一原則，係receiver decides meaning：受眾接收到乜，先至係你講咗乜。頭三十五秒都喺度推銷毒品嘅「好處」，就唔好怪個市場照單全收。
諷刺嘅係，政府今次的確做到 inspire；啟發咗大量二次創作，冇人收錢，人人落力。
當一個系統連自己想講乜都未諗清楚，佢愈努力傳訊，市場愈快替佢改寫。下一條片出街之前，不如先答一條問題：我哋想人記住嘅，究竟係乜？
問：為甚麼連與禁毒宣傳關係不大的懲教署，也要拍禁毒短片？
答：看 reporting line 就明白：這輪 campaign 由保安局牽頭，先有郭富城「企硬唔take嘢」宣傳，懲教署正是保安系統轄下部門。警察與海關有緝毒數字可以交代，消防分身不暇，夾在中間；懲教署似乎唯有以社交平台短片表態交功課。
問：為甚麼香港政府在這個時間點把禁毒提升到這麼高的層面？
答：2025 年起北京將禁毒視為重要綱領，時間上與美國以芬太尼問題向多國徵收懲罰性關稅高度重合。指令傳達到香港有時間差，最可能經兩會後由官員權貴帶回，於是近月各部門急於表現。
問：「企硬唔take嘢」這類口號有什麼傳訊問題？
答：口號的隱藏訊息是「吸毒者意志薄弱，意志堅強就能抗拒」。對真正在社會邊緣生活的目標受眾，這種說教不但無效，還會引來「我就是爛泥，不用你管」的反彈。宣傳者從未研究吸毒者為何吸毒、毒販的 selling point 和narrative是什麼，自然無從counter sell。
問：為甚麼說 AI 女團片反映的是機構問題，而非技術問題？
答：本身沒有message，就用傳遞形式的花巧彌補內容空洞；負責拍板的人不是傳訊專業，聽說 AI 做片便宜就下order，下面的人只求夠爆。在大機構和政府，上位往往只代表生存能力強、熟悉程序；而香港教育制度大量訓練出來的，是熟於執行技工但不懂得分析、思考和設計的人才。
問：公共傳訊的三個層次是什麼？
答：第一層是 inform，告知後果與罰則等近乎客觀的資訊；第二層是 influence，連接受眾的價值觀、對症下藥；最高層是inspire，令受眾主動衍生訊息、向他人傳播。香港政府長期停留在inform，除了威迫利誘沒有其他板斧。
問：這次風波引發的大量二次創作說明什麼？
答：諷刺地，政府達到了inspire的層次，只是方向相反：網民無償創作，靈感全部來自官方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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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不是一種組織模式，是一種人與人之間最原始的連接——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一起去守護它。足球在阿根廷之所以成為國教而不只是運動，是因為它是這個國家在所有正式制度崩潰之後，唯一還沒有崩潰的東西。
阿根廷有兩萬個街坊體育會。不是政府建的，不是企業資助的，是街坊自己出資、自己選領導、民主擁有；過去 130 年從未停止運作。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有 36 個可容納一萬人以上的球場，全球最多。九成阿根廷人對自己的球會有一種類似宗教的身份認同。
現任總統米萊 (Javier Milei) 正在嘗試把這些街坊體育會變成商業企業；他說他信仰海耶克 (Hayek) 的自發秩序，但他會不會正在摧毀阿根廷歷史上最真實的自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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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澳洲工會為何先反對AI，後來又改口呼籲建立本土AI？
答：澳洲工會理事會最初以AI威脅就業為由，向企業施壓要求三年不裁員、提供強制再培訓。然而秘書長麥克馬納斯後來發文改變立場，轉而要求政府建立本土人工智慧以抵制美國科技巨頭。這種轉向的本質是把「排外」包裝成主權論述，卻始終迴避了AI對就業衝擊的根本問題——誰擁有AI，並不等於誰的工人不受影響。
問：Daron Acemoglu的「工人友善AI」原意是甚麼，澳洲工會的引述有何問題？
答：Acemoglu在《權力與進步》中主張，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應由政府、業界和工人透過體制設計共同分享，而非由少數資本家獨佔。澳洲工會斷章取義地引用「擴展人類能力」這句話，卻略去了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最終結論是，只要AI是「本土的」就算工人友善。這個邏輯混淆了AI的所有權與AI收益的分配，兩者根本是不同的問題。
問：為甚麼「本土AI策略」對開放市場而言是自相矛盾的？
答：資訊和資本都沒有國界。澳洲的AI新創企業最終要嘛被美國資金收購，要嘛赴美上市，「本土」屬性旋即消失。唯有像中國那樣通過主權圍牆強制隔絕外部競爭，才能孕育出本土AI生態。這對仰賴開放市場的澳洲而言，是一個根本無法接受的前提。澳洲真正的選擇不是「本土對抗外資」，而是在全球AI競賽中找到自身的比較優勢定位。
問：AI採用率偏低的根本原因是甚麼？Google的澳洲調查有何發現？
答：Google澳洲董事總經理的研究指出三大障礙：企業靜觀其變、把AI強行嫁接到舊有工作流程（而非讓流程去配合工具），以及領導層不帶頭示範。調查發現只有25%的受訪者表示老闆鼓勵使用AI，75%則否。這個數字說明AI生產力提升的最大阻力不在技術，而在企業文化的頂層是否願意先改變自己。
問：Canva的故事如何說明AI時代的競爭結構？
答：Canva當年靠平易近人的設計工具打破Adobe的壟斷，是SaaS時代的顛覆者。AI圖像生成工具崛起後，幾句指令便能產出媲美Canva的設計，令其估值急跌，上市計劃遙遙無期。這個案例說明科技競爭的窗口轉移極快——一個技術時代建立的護城河，在下一個浪潮中可以迅速被侵蝕，澳洲比新加坡晚三年制定AI國家框架，就是這種代價的縮影。
問：從工業化到AI時代，「轉行」在個人、企業和國家三個層面的難度差異是甚麼？
答：個人轉行相對靈活，一個工廠工人可以轉型為服務業、地產或金融業，香港工業北移後的一代人便是例子。企業轉型難度更高，需要重塑內部流程和文化，SAP案例正好說明技術採用如何被人的習慣所抵消。國家層面的轉型難度最大，因為涉及制度、政策、教育、產業政策的系統性協調，而政客的短期利益往往與長期轉型的代價相矛盾。工會呼籲建立本土AI，在某程度上正是這種「轉型困難」的防禦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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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久都會有人問我一個問題：「世界上最富有的已發展國家，幾乎清一色負債累累。他們借來的錢究竟去了哪裡？誰有這麼多錢借給他們？」
這個問題，表面上很直觀，但答案背後牽涉整個現代金融制度的底層邏輯，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除了「誰是債主？」這個基本的問題，更重要是我們所認知的金融秩序何去何從，又是否像某些人心目中所想那樣簡單的「東昇西降」。
答案，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今天的影片有 90 分鐘長，未必人人可以一次過完全吸收；以下文字版希望可以讓大家更有效地去了解現代煉金術的底層邏輯。請注意，當中有部分內容在影片中沒有提及，尤其是關於中國經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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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球上不斷興建 AI 數據中心，Elon Musk 卻說，真正的算力戰場在太空。SpaceX 的核心邏輯是卡爾達舍夫指數。人類尚在 Type I 掙扎，而 SpaceX 正在鋪路邁向Type II。未來幾年 SpaceX 將以戰養戰：以 Starlink 的技術為基礎，大量將以太陽能直接供電、以真空輻射散熱的 AI-1 衛星搬上低軌道；中長期是透過 TeraFab 晶片廠和長期軌道計劃，以成為世界最主要的 AI 運算力。相關風險就是：算力需求出現S曲線放緩、AI泡沫爆破、以及中國不計成本的競爭。不過，SpaceX 行者的垂直整合優勢目前仍難以複製。
問：卡爾達舍夫指數如何理解人類文明的現狀？
答：卡爾達舍夫指數以文明能夠駕馭的能量規模為單位，分為Type I（行星級）、Type II（恆星級）、Type III（星系級）三個階段。人類目前尚未達到Type I的完善狀態——使用的化石能源只是億萬年前儲存的陽光殘存，可再生能源的轉換效率亦相對低下。按Elon Musk的形容，人類現在處於Type II的初階起點，距離充分利用太陽系能量輸出還差極遠。
問：SpaceX在全球航天市場擁有什麼結構性優勢？
答：SpaceX透過火箭回收重用技術大幅壓低了發射成本，目前承攬全球約八至九成的入軌有效載重量。這種成本優勢構成了全球壟斷地位：剩餘約一成的市場主要是中國等因地緣政治原因不使用SpaceX的國家。成本護城河，而非技術獨特性，是SpaceX壟斷地位的根基。
問：為何太空是部署AI運算力的理想場所？
答：地面AI數據中心面臨兩大挑戰：能源供應和散熱冷卻。太空環境天然解決兩者——衛星可直接採集未經地球大氣衰減的太陽能，散熱可透過輻射向真空直接散逸，無需額外能耗。此外，在太空建設數據中心不佔用地面土地、不拉高當地電費，也不受地方社區反對，規避了地面部署的種種政治阻力。
問：AI-1衛星的技術規格如何？3毫秒延遲有多大影響？
答：AI-1衛星設計功率約150千瓦，相當於地面一個NVIDIA GPU機架，翼展約70米。運行在600至800公里低軌道，傳輸延遲約3毫秒。由於AI訓練和推論的計算大多在衛星本身完成、傳輸的實際數據量有限，這3毫秒延遲在工程上是可以接受的代價，不構成根本性障礙。
問：TeraFab計劃的意義是什麼？
答：TeraFab是SpaceX計劃在美國建立的超大型晶片工廠，面積約1億平方呎，目標是最終達到每年1太瓦（TeraWatt）的AI算力產量。這意味著SpaceX將自行生產晶片，從硬件製造到衛星發射形成垂直整合一條龍，減少對NVIDIA等外部供應商的依賴，並大幅壓低單位算力成本。
問：SpaceX上市融資與AI策略有何關係？
答：SpaceX以「以戰養戰」方式推進上市：以現有火箭發射和Starlink業務產生的穩定收入，支撐軌道AI算力這一高度資本密集的長期計劃。上市的核心敘事是：Google等科技巨頭已向軌道算力下注，SpaceX作為唯一能把太空發射、衛星製造、晶片生產集於一身的公司，理應以更高估值來反映這個整合價值。
問：SpaceX面臨哪三大主要風險？
答：第一，AI對算力的需求可能在推論（inferencing）應用階段增長放緩，遠低於訓練階段的消耗規模；第二，AI投資週期存在S形曲線，高速增長後可能減速，市場時機難以預判；第三，中國有能力以不計成本的方式進入太空發射市場，複製火箭回收重用技術，動搖SpaceX當前的成本優勢——正如電動車市場的故事已提供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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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澳洲失業人口官方統計只有69萬，但Job Seeker體系服務了100萬人，這個缺口代表什麼？
答：多出的31萬人分三類：殘疾或慢性病令每週工作能力不足29小時的「部分工作能力者」；因傷病暫時無法工作、持醫生證明的康復期人士；以及每週工作少於全時但收入仍不足以維生的低工時就業者。澳洲統計局對「失業」的定義極為嚴格——每週工作一小時即算就業——令大量生活仍然困難的人被排除在官方失業定義之外，在就業服務體系裡卻仍然需要支援。
問：澳洲就業服務外判化的邏輯是什麼？結果如何？
答：霍華德政府在1998年廢除政府直營的CES，以市場競爭取代官僚體制，相信私人機構在誘因下能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結果是透過外判機構成功幫求職者找到長期工作的比率只有11.7%。2023年國會調查報告主席Julian Hill形容，整個體系是「低效、外判、碎片化的社會保障合規管理系統，偶爾才能幫到某人找到工作」。
問：什麼是「撇奶油」（Creaming）和「泊車」（Parking）？
答：外判就業服務機構的收入來自成功安置求職者的成果費，因此機構有強烈誘因集中資源幫最容易就業的人——這叫撇奶油。障礙最複雜、最難就業的個案則被放進「太難處理」的欄目，等候而不推進——這叫泊車。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誘因結構問題：在錯誤的付款機制下，每一個理性機構都會得出同樣的理性選擇，系統性放棄了最需要幫助的群體。
問：互惠責任（每月須提交四份求職申請）的要求為何失效？
答：配額要求製造的不是真實的求職行為，而是求職行為的表演。求職者只要完成表格就能保留補貼資格，不需要真正有意申請那份工作，也不需要接受聘請。僱主因此收到大量不符資格的申請，甚至要親自簽署出席記錄，整個互動對雙方毫無意義。體系的每一個參與者都在按規則理性行事，但規則本身在製造它試圖解決的問題。
問：里斯活的改革提出什麼方案？有什麼空白？
答：改革設三條服務路線：能夠自助的數碼用戶；需要面對面機構支援的人；以及障礙最複雜（涉及精神健康、家暴、無家可歸等）的密集支援個案。同時以個人就業目標計劃取代一刀切的求職配額。但改革有三個核心空白：路線三的付款機制仍在設計中、沒有具體就業成效的數字目標、啟動時間是2028年。每一個空白都是撇奶油邏輯重新滲入的入口。
問：就業服務機構為什麼難以解決動機問題？
答：在一個「做有36、不做有38」的福利社會，不工作在財務上可能比工作更划算。就業服務機構無法強制改變一個人的內在誘因，只能改變外在行為的代價。當一個人的個人就業目標就是「繼續領救濟、不上班」，任何評估工具都無法強迫改變這個選擇。這個問題不是執行層面的，是制度設計層面的——而制度設計的修改，在2028年之前不會發生。
問：為什麼AI衝擊使現有的就業服務制度更加過時？
答：AI 令一個高能力人才可以取代以前需要數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大量技能在2022年前仍然有市場的人，面對的是結構性而非週期性的失業。現有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在週期性失業的假設上——假設「今天你沒工作，遲早你有」——對技能被系統性淘汰的情況幾乎沒有工具。2028年才啟動的改革，要應對的就業市場，可能已經與今日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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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解密了一份束之高閣逾半世紀的機密文件。這份名為Simple Sabotage Field Manual （我稱為《軟對抗手冊》）的小冊子，由 CIA 前身「戰略情報局」（OSS）於 1944 年 1 月編寫，以多種語言印刷，秘密流入二戰歐洲淪陷區，供盟軍支持者閱讀使用。
《軟對抗手冊》的核心主張卻是出人意表地平凡：
任何一個普通公民，只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透過一系列完全合情合理的日常行為，就能拖垮一部政府機器。
《軟對抗手冊》當中有一章建議八項「官僚破壞戰術」，相信大家看罷都會心微笑：
一，堅持凡事必須經正式程序處理，絕不容許走捷徑。
二，在會議上冗長發言，附以大量個人軼事。
三，將一切決定交由人數不少於五人的委員會「進一步研究」。
四，在工作會議期間提出大量不相干的問題。
五，反覆地將已決定的事項重新爭論。
六，對文書措辭斤斤計較。
七，凡事呼籲「謹慎」，力陳不可操之過急。
八，不斷質疑某項決定是否超出部門管轄範圍。
每個行為單獨地看都完全合理，甚至可以說是稱職的表現。
在當時的環境，抵抗運動成員一旦身份敗露被捕，結果必然是死路一條。因此，他們設計的每一種戰術，都必須讓抵抗運動的成員可以有「合理解釋」（plausible deniability），例如：謹慎是美德，程序是保障，委員會是集體智慧等。
當體制內有足夠多的抵抗運動成員，而且能在一定範圍內，持續施行這套「軟對抗」戰術，將一千次看似合理的小小行政難題加起來，累積效應就令政府機器從內部癱瘓。
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美國「非正規戰爭中心」（Irregular Warfare Center）取得並翻譯了一份俄羅斯編寫的現代版反抗手冊，在戰術上大量借鑒了這份二戰時期的 OSS 文件。俄方透過 Telegram 等平台廣泛傳播，指導烏克蘭境內親俄的平民如何在基層崗位上從內部瓦解烏克蘭政府的運作。
但很少人會聯想到，這份《軟對抗手冊》也可能影響到北京對香港的統治策略。
在我們一般人眼中，香港公務員體系，是港英殖民政府留下的制度遺產；一支在另一套法律框架、另一套行政文化、另一套價值座標下訓練出來的職業官僚隊伍。1997 年主權移交後，理論上繼續擔任特區政府的行政骨幹。
在制度設計上，公務員隊伍被定位為「政治中立」，即是不依附任何政黨或意識形態路線；在西敏寺式的民主體制下，這種中立性是制衡與穩定的基礎。但從北京的組織邏輯去理解，香港的公務員體系實際上掌握了廣泛的行政酌情權。
而且香港不論是公、私營部門，都與牆外世界保持千絲萬縷的關繫。香港雖然自我定位做超級聯絡人，但北京又是否信得過這套機器？
如果我們以《軟對抗手冊》的角度分析，香港的公務員恰好是外部勢力影響中國的最佳入口；只需要每個公務員，在自己的崗位上謹慎地「按足程序辦事」，就已經可以拖慢北京的那一盤大棋。
2019 年之後，更將這個矛盾進一步激化。
當年不少公務員以「個人身份」聲援反修例運動；這是香港首次由政府內部發出集體異議的聲音。
從那一刻起，北京進入了系統性整頓香港公務員體系的模式。
不過，在 2019 年之前便已出現蛛絲馬跡。早在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期間（2012 至 2017年），已經提出政府架構重組，試圖在現有的三司十二局之上加設副司長層級，以增加政治任命的覆蓋面，從而在技術官僚機器之上，疊加更多政治上信任的控制。他也在多個公開場合批評立法會以「拉布」（程序性拖延）阻礙施政。他所描述的與《軟對抗手冊》的「官僚破壞戰術」幾乎逐點對應。
我不知道梁振英有沒有讀過這份手冊。但既然有證據顯示俄羅斯對烏克蘭也有用上同樣的方法，所以亦有理由相信北京很清楚這一種內在擊破敵人的手段。香港執政的最核心代理人，某程度也應該會收到一些相關的指示。雖然很難肯定北京除了指示，還有沒有詳細去解釋當中因由，但既然在 2019 年之後北京指香港是「國家安全的短版（漏洞）」，所以有理由相信負責香港事務的京官和香港的官員，多少都會考慮到各種可能性。
2021 年 1 月，約 17.7 萬名公務員被要求簽署效忠聲明，承諾維護《基本法》及特區政府。政府明確警告，拒絕簽署者「嚴重令政府對其是否適合繼續留任存疑」，並可啟動程序終止服務。這是1997年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對公務員忠誠度的系統性清查。
同年 4 月，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駱惠寧，在國家安全教育日演講中首次公開提出「軟對抗」概念，明確區分公然的非法「硬對抗」，以及更隱蔽、更難以定義的「軟對抗」。
此後，「軟對抗」成為香港官方話語的固定詞彙——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反覆提及。2023 年《施政報告》中，李家超正式警告「以『軟對抗』手段進行破壞的勢力，仍潛伏在我們社會之中」，並宣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部分目的正是針對「軟對抗」。
然而，最令外界側目、也最被廣泛嘲弄的，是李家超在 2024 年 4 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上親口說出的一段話。他在描述當代間諜活動的威脅時，指出外國情報人員可以「以平民百姓身份結婚生子，幾年後才做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這段話在當時引發廣泛嘲諷。間諜結婚生子，在香港安居落戶，靜待時機；聽來像是冷戰驚悚小說的橋段，用來描述香港現實，令許多人覺得荒誕，甚至過度妄想。
但如果北京真的擔心香港有「軟對抗」的潛在危機，李家超的講法就不只是簡單的「被迫害妄想」。
「軟對抗」的核心設計原則，就是讓抵抗者以完全正常的生活為掩護；他們不需要做任何驚天動地的事。相反，只要繼續正常過活，在工作崗位上盡職盡責，只是在每個合適的時機，默默地堅守程序，呼籲小心謹慎，建議將問題交由委員會研究；這些看來最守規矩的人，反而就是政權心目中的潛在敵對勢力。
很瘋狂吧？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其後在另一些場合亦重申：「部分潛伏於本地的代理人，會利用專業身份或民生議題，以更隱蔽的『軟對抗』方式分化社會。」當時他舉的例子，是對政府政策提出法律質疑的學者。
然而，最清晰、也最具決定性意義的一份文件，也是較少被深入討論的，是 2023 年 12 月更新的《公務員守則》。這份更新版守則，在保留「政治中立」字眼的同時，加入了一段措辭極為精準的表述：
「公務員絕不能因為自己的政見而選擇性地拒絕、拖延或消極地執行個人未必認同的政府政策，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致使他人對政府採取不信任或敵視的態度。在任何情況下，公務員都不可直接或間接組織或參與阻礙香港特區政府施政的活動。」
守則同時新增「效益為本及績效問責」的基本信念，明確要求公務員「絕不能只著眼程序和投放資源，更要切實解決問題，注重成效，為市民謀福祉。」
請將以上這段文字與剛才《軟對抗手冊》的八式官僚破壞術逐條對照，你會發現驚人的相關之處。
香港政府向來都有服務承諾，公眾對此並不陌生。因此，在參選時李家超一再強調「以結果為目的」，許多評論員和我都感到費解：「不是一直都有成效指標嗎？到底李家超想說的是甚麼？」
傳統服務承諾，衡量的是「程序有否正確執行」。「以結果為目的」要求的是「問題有否真正解決」。換句話說，一個消極的公務員，完全可以在完美地執行所有既定程序的同時，讓所有政策都無法產生實際效果，這也是「官僚破壞術」八式最核心也最難以察覺的地方。
所以，「以結果為目的」這句口號，不是出於管理效率，而是另一種在他們眼中的國家安全策略。
問題是，當堅守程序可能被解讀為「消極執行」，批評政策可能被定性為「引起不信任」，公務員的理性選擇，就是盡量減少模糊行為，以「結果」表態忠誠。這也是目前特區政府的境況。
長期以來，香港的政治討論習慣以「民主對威權」、「自由對安全」、「一國兩制的保留或侵蝕」等框架理解北京的政策。但是 2019 年後的整套政策組合，卻有點難以完全解釋。為何效忠宣誓和 KPI 同時出現？為何強調要警惕「軟對抗」？為何《公務員守則》更新的語言，偏偏如此精準地描述了官僚阻力的各種形式？
但是如果從國家安全大於一切的角度去了解北京，包括對香港公務員體系的改變，上述的政策組合和官員的公開表態，就有了一致的內在邏輯。
以上所提出的只是一套詮釋框架，而非定論。首先我沒有可能肯定北京有深入研究過 1944 年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這份文件，更加不知道目前香港公務員隊伍中有沒有甚麼軟對抗。但假如北京真的對香港既有的一套感到焦慮不安，可見將來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掌握了關鍵資源的公營機構、甚至是私人財團，都有可能被懷疑是在「軟對抗」，而他們也要終日在目前這種肅殺的氣氛裡，證明自己的清白。
關於這個題目的 Noteboo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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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在香港出生，但沒有出世紙。
原因是他在家裡出生，沒有走完那一套制度程序。
問題不只是父母是否願意去驗 DNA，而是我們的制度在甚麼時候，開始要求父母「持牌育兒」：生孩子要在醫院，讀官方認可的學校，一切醫療要有醫生紙作證等等。
當然，制度設計背後有一定原因：出生登記和身份確認，是現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架構，從古代的編戶齊民到香港的抵壘政策。但是如果一個家庭能夠自費解決所有醫療和教育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堅持又是否合理？究竟是誰在定義「合格父母」的標準？濕疹和牙齒問題是「疏忽照顧兒童」的鐵證，香港有多少家長會在這個定義下被視為不合格？
這個社會，從甚麼時候開始，認定了除了主流的育兒方式以外的人，都沒有資格做父母？
主流不等於正確，服從亦不等於愛護。
問：Save Lily 和 Save Danny 事件的核心爭議是什麼？
答：從資料推斷，曾先生和關女士長期奉行自然育兒，在芬蘭的二女兒 Lily 因當局以疏忽照顧為由被帶走安置寄養家庭。回港後，三子 Danny 以在家分娩方式出生，因未進行官方要求的身份核實程序，至今沒有香港法定身份。事件同時涉及香港出生登記制度的法理邊界，以及跨國兒童監護權的爭議。
問：要求在家分娩家庭提供 DNA 測試才可取得出生證，是否符合現行法律精神？
答：出生登記制度的設計原意是以出生地點、日期和姓名三組資訊確認身份，並非以基因鑑定作為唯一標準。曾先生的立場是，入境處的要求可能超出法規的合理範圍，屬不合理地行使酌情權。關女士亦指出，就算是醫院出生的孩子，出世紙上的父親姓名同樣未經 DNA 核實——若要求在家分娩個案驗 DNA，邏輯上應一視同仁。這一質疑在訪問中未有獲得正面回應。
問：自然育兒（Natural Parenting）群體的核心理念是什麼，他們為何不信任制度？
答：自然育兒群體主張子女的成長應盡量遠離制度規範，保留家庭自身的信念和選擇。他們認為現代醫學和教育制度受政治力量滲透，已偏離純粹的科學與個人發展目標。這類家庭往往具備相當的教育背景，如曾先生本人是物理治療師。他們的決擇當中，那些屬個人價值領域，那些屬於非公共利益問題，是今次事件爭議的重點。
問：這件事如何體現制度性的階級不平等？
答：有財力的家庭可以在制度框架內合法地實踐非主流育兒方式，例如辦私校、聘私家醫生、完全使用私人醫療服務。一旦所有服務都是私人付費，政府介入確認身份的理據即告削弱。曾先生面對的困境，某程度上是財富問題：找到醫生開具在家分娩的醫生紙，便可繞過障礙；但這一解法對資源有限的家庭而言，本身就是另一道門檻。制度的彈性，假如只取決於個人與家庭的財富，結果就是大多數人只有接受為主流所安排的公共配套。
問：陳志雲的訪問手法存在什麼邏輯問題？
答：陳志雲要求被訪者在接受某個假設的前提下作答，而不允許對方質疑假設本身是否合理，這是一種虛假二分（False Dichotomy）；將「接受 DNA 測試換取出生證」與「堅持原則、犧牲孩子權益」設定為唯一選項。陳志雲的提問預設了現行制度的合理性，卻從不處理制度本身是否合理的問題；這種框架在大眾傳媒環境中很常見，但其背後是對主流規範的無條件背書。
問：出生及身份登記制度的歷史根源是什麼？
答：確認身份由古至今都是國家管治的核心工具，從中國古代的編戶齊民、香港殖民時期的抵壘政策，到七八十年代強制市民外出須帶身份證，背後的邏輯都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必須確認哪些人有資格使用，並阻截未經登記者。香港的抵壘政策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並非純粹出於人道考量；身份登記制度亦從來都是政治安排的產物，而非中性的行政工具。
問：這件事反映香港社會哪種深層文化取向？
答：事件折射出香港社會對不符合主流模式的包容度相當低；傾向要求他人配合制度，而非質疑制度的合理性。香港教育制度長期作為生產標準化人力資源的工具，教育局歷史上曾與勞工局同屬一個政策範疇；「上學」的目的從來不只是個人發展，而是社會所需勞動力的供應。這種服從威權的傾向是典型的東亞文化現象，在香港尤其明顯，令非主流選擇在制度和輿論上都承受更高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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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9 月，昆士蘭一位炸魚薯條店的女老闆站在澳洲聯邦眾議院，說澳洲正在「被亞裔淹沒」。
三十年後，她的新說法是：「很多新移民自己都支持『一國黨』，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
「一國黨」的民調支持度，一年內由 6.4% 飆升至 31%，首次超越執政工黨。「一國黨」堀起，背後是長期的不滿情緒；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速度持續增加，任何人都能把租金上漲歸咎於新來者；治安議題在恐怖事件後被放大；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劫持中產業主。
紅橋最新 MRP 大型民調預測，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是 75 席。
韓森那句「我不想讓這裡變成我離開的地方」呼應了很多人離港的感受。但一國黨把年度移民名額削至 13 萬的政策，針對所有移民，沒有例外。
被主觀情感主導是一般人面對政治問題時最容易跌入的思想陷阱。
Q1：一國黨的支持度為甚麼能在一年內由 6.4% 急升至 31%？
多重因素疊加：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人數持續增加，租金飛漲令選民有具體的發洩對象；邦迪海灘恐怖襲擊事件令治安議題在情緒最高漲的一個月急速升溫；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針對中產業主、投資者和小企業主。聯盟黨虛弱，無力承接反工黨票源，一國黨遂成唯一夠大的情緒出口。紅橋5月民調顯示，一國黨在移民議題的處理能力獲 40% 選民認可，遠超工黨的 16%。
Q2：韓森三十年來論述改變了甚麼，沒有改變的又是甚麼？
改變的是攻擊對象：1996年說「被亞裔淹沒」，2016年換成「被穆斯林淹沒」，2026年改口說「移民自己支持限制移民，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沒有改變的是底層邏輯：對某一類外來者的系統性警惕，以及將其包裝成保護「普通澳洲人」的政治語言。她從未真正道歉或撤回任何早期論述。
Q3：甚麼是 MRP 民調？它的預測對工黨有何警示？
MRP（多層回歸後分層分析）以 6,015 名選民為樣本，針對澳洲的優先選票制度建模，比一般民調更能預測選區層面的具體結果。5月底紅橋與 Accent Research 的 MRP 顯示：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 75 席），一國黨中位數 53 席（由零起計），聯盟黨中位數 12 席。工黨執政多數僅餘一席緩衝。反對黨領袖泰萊在自己的選區 Hume，有 98% 概率輸給一國黨。
Q4：青綠系獨立議員討論組黨，這不是自我否定嗎？
正是這個矛盾最值得深思。青綠系的政治賣點，是「超越黨派、只向選區負責」。但工黨和聯盟黨聯手推行的選舉資金改革，為個別議員的捐款設上限，對政黨全國性開支則不設限制。兩大黨用制度設計壓縮獨立人士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用「組黨」這個方式反制。更深層的問題是：一旦組黨，他們的選民授權就從「超越政黨」變成「又一個政黨」，政治賣點從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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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特朗普訪華後美台軍售的暫緩，是否只是技術性問題？
答：美國對台軍售從來都有政治考量。2000 年代陳水扁執政期間，美軍因不滿兩岸政策，曾將已購入的 AIM-120 飛彈存放在關島，待局勢和緩才放行交台。特朗普政府 2025 年以軍力產能不足為由暫緩部分彈藥軍售，同時在國防預算中保留對台援助款項，是典型的雙面政治操作，並非純粹技術問題。
問：「支援維持現狀」真的等同於「支援台獨」嗎？
答：從中共的角度，這個等式已在進行中。中共長期擴大「台獨」定義的策略，與當年將香港「高度自治」的含義不斷收窄如出一轍。任何不主動支持統一的立場，都可能被納入中共定義的「台獨」範疇。這不是假設中的威脅，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問：為何說1970年代的尼克遜訪北平，在美國社會其實並未獲全面支持？
答：當時美國社會對於親近中共是有顯著保留的。正因為尼克遜本人是極端反共的人，他才能以道德高地為親中政策提供政治掩護。1979年中美斷交後，國會出現大規模反彈，廣東話僑胞和忠於中華民國的人士持續遊說，促成了臺灣關係法，彌補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後的缺口。
問：中共的「長遠部署」是否真如外界所說的神機妙算？
答：中共的戰略能力被高度神化。正如棋聖卡斯帕羅夫所說，不知道應該做甚麼的時候，首先要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中共真正的優勢並非精密的棋局計劃，而是清楚哪些錯誤不能犯——首要是避免蘇聯解體的命運。配合十六個政權安全範疇的持續備戰，這種見機行事的韌性才是其核心競爭力。
問：台商對兩岸關係有怎樣的隱形影響力？
答：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存在，早已超越商業功能，形成跨越地緣政治邊界的穩定力量。疫情後上海電子加工業萎縮，部分工廠從八萬人裁減至一萬人，當地區政府深感震動，折射出台商在中共管治結構下不可忽視的話語權。然而港商近年的處境同樣顯示，當中共的絕對控制意志凌駕經濟利益，這種話語權可以迅速消失。
問：如何理解中共以「全過程人民民主」重新定義政治名詞的戰略意圖？
答：中共透過重新定義「民主」「法治」「統一」等核心概念，試圖在全球敘事中建立詮釋主導權。就如同曾把三民主義改造成「新三民主義」，再把高度自治的實質抽空一樣，這種名詞戰的目標是讓中共對現狀的任何改動都可包裝成合理，同時讓反對立場失去國際認受性。
問：破解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可能路徑是甚麼？
答：中共民族主義的最大弱點是其存在危機——若非虛怯，便毋須不斷強調各種自信。主動爭奪「統一」的定義，而非被動抗拒，才是更有力的論述武器：以法律約束政府的統一，與以政府壓制人民的統一，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若中華民國能在國際上持續發出這種聲音，才是真正挑戰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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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上瘋傳，一個香港屯門中學的校長，在新加坡帶領遊學團期間，因為上落客問題，跟保安員起了口角。翌日，這位校長透過一間建制派網媒讀稿道歉。
整件事從發生到平息，不超過四十八小時。表面上，危機處理尚算順暢；道歉本身也不是問題。問題出於當事人不但沒有向被辱的保安人員道歉，也沒有說清楚自己做錯了甚麼；這位校長模糊其詞，難免令人懷疑是否是香港公關的邏輯：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低調一輪，日後重出江湖。
或許有人會說，畢竟道了歉，總好過死撐。但有影響力的人，公眾也有合理期望要求這麼人在公眾場所要有更高的行為標準；這不是苛刻，而是要每個人都知道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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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說，給你時間考慮，但八月前必須有答覆。這句話，在正常語境下叫咨詢。
但對宏福苑居民，答案卻從來只得一個。
既然沒有選擇，給予考慮的時間，是二次傷害嗎？
香港管治的深層問題，最表面膚淺的一層，是系統性的虛偽；明明冇得揀，卻要包裝成有時間考慮。問題核心，是官員有權無責；當作出決策的人無需承受自己決定的代價，結果必然是道德淪亡。
宏福苑居民在悲劇發生前已多次投訴、抗爭、嘗試走程序，政府部門互相推卸。悲劇之後調查委員會成立，卻無人真正問責；如今以「為你們盡快解決問題」為由，要求居民交出業權。
或許有人會說：「政府已經在做事，安置居民、提供補償，總比甚麼都不做好。」
問題不在於有沒有行動，而在於行動的目的是甚麼：是真正回應居民的需求，還是以最快方式讓官員向北京有所交待？兩者底層動機不同，最終結果也必然有所別。
過去香港的制度，建立在社會的互信；信任，關鍵在於共同利益。舊香港對共同利益的默契就是我安居樂業，我交稅。這種關係雖然現實，但也是真正雙贏。現在的香港，無論如何都很難叫市民相信，掌權的人跟自己有共同利益。當越來越多人懷疑是否有共同利益，相信制度的人也越少。對大家都不再相信制度，社會就回到更原始的叢林法則，越多人無奈地接受誰大誰惡誰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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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Peta Murphy 報告提出了什麼，為何三年後仍無法落實？
答：2023 年，由工黨議員 Peta Murphy 主持的調查委員會報告提出三十一項建議，包括分三年全面禁止賭博廣告，獲議會全體議員表態支持。然而截至 2026 年，相關立法仍未出現，阿爾巴尼斯政府只推行了限制電視賭博廣告數量、上課時間禁播等輕微措施。報告落實受阻，主因是以前朝議員為骨幹的遊說組織 Responsible Wagering Australia 持續施壓，令改革難以推進。
問：北領地如何成為澳洲網絡賭博的稅收樞紐？
答：九十年代中後期，北領地政府以稅務優惠吸引網絡賭博公司進駐，形成監管套利：在北領地註冊的賭博公司稅款歸北領地，而非其他州份。如今北領地每年博彩業務營業額達420億澳元，但政府只收取約千九萬稅款。這個安排令北領地財政依賴賭博稅收維持，同時為全國其他地區的賭博公司提供了低稅庇護。
問：澳洲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多少稅款，與社會支出相比如何？
答：各級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約94億澳元稅款，其中角子老虎機貢獻54億澳元。這個數字約相當於澳洲全國傷殘援助計劃（NDIS）年度開支的五分之一。政府作為賭博稅的主要受益者，在結構上與賭博業形成共同利益，令收緊監管的政治誘因大為削減。
問：體育聯賽的商業模式如何被賭博廣告改造？
答：職業體育聯賽最初對賭博廣告持保留態度，擔心輸球後的賭博損失會損害球迷忠誠度。但轉播費收入加上賭博廣告贊助的實際利益，令聯賽逐漸接受並依賴這種收入。澳洲欖球聯賽和澳式足球聯賽每年從賭博網站和App收取數以百萬計的贊助，球場廣告板、球衣、轉播廣告全面滲透。整個產業鏈已深深與賭博掛勾，禁止廣告意味著切斷聯賽的重要財源。
問：澳洲青少年賭博問題的數據顯示什麼？
答：根據統計，過去一年有逾五十萬名十二至十七歲澳洲青少年參與賭博，合計損失逾千八百萬澳元。這個數字未計算在父母帳戶下進行的賭博活動。當家長本身視賭博為正常休閒，加上賭博廣告無分齡覆蓋體育直播，青少年從小建立對特定博彩品牌的品牌忠誠度，在合法下注年齡之前，選擇早已被廣告做好。
問：禁止賭博廣告能否有效減少賭博問題？
答：從禁煙廣告的歷史類比可見，監管有一定作用但非萬能。澳洲控煙政策（包括素裝包裝）在壓低吸煙人口比例上有成效，但邊際成本隨之急升。賭博廣告更難管，因為賭博公司可繞道——把廣告外判給Instagram影響者，透過體育贊助植入品牌，或以資訊提供者身份間接推廣。根本而言，禁廣告處理的是誘因供給，無法消除需求；只要政府仍作為既得利益者，執法動機本身就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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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澳洲賭博問題的數字規模有多大？
答：澳洲人口不足全球0.5%，坐擁全球約18%的角子老虎機。2023至2024年度，澳洲人賭博損失超過320億澳元，人均蝕約1,521澳元。高風險賭徒佔澳洲成年人口16.2%，是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基準（1.2%）的十三倍。新南威爾士州平均每88人就有一部角子老虎機。
問：什麼是「扮贏」機制（pseudowin），它對賭客有何影響？
答：電子角子老虎機內置一種設計：當賭客投入一元，機器回吐七毫子，仍會亮燈、響鈴、播放勝利音效，因為在技術定義上賭客「中了獎」。但實際上蝕了三毫子。這種機制在數百次重複後，會將神經系統訓練成把損失感知為勝利，系統性地劫持多巴胺迴路。「near miss」（差一點）效應同樣被刻意程式放大，製造「再試一次就能贏」的強迫性衝動。
問：為什麼說賭博稅是一種「累退稅」？
答：賭博稅的稅基集中在低收入人群。角子老虎機密度在貧困社區比富裕地區高出最多十倍——費爾菲（Fairfield）是澳洲貧困率最高的社區之一，四分之一居民生活於貧窮線以下，同時擁有全國最高的老虎機密度之一，居民每年在此損失近七億澳元。政府透過賭博稅收取的財政收入，實質上是不成比例地從低收入者身上轉移。
問：貴族休閒（Aristocrat Leisure）在澳洲賭博業中扮演什麼角色？
答：Aristocrat是澳洲老虎機市場的絕對龍頭，持有約六成本地市佔率，在北美商業賭場老虎機市場亦達四成三佔有率，在美安裝機台逾七萬七千台。其五年標準化稅後淨利潤從8.6億增長至15.5億澳元。它把在澳洲社區俱樂部打磨出來的成癮設計，輸出至全球市場。
問：什麼是賭博業的VIP制度，它的設計目的是什麼？
答：VIP制度並非以高消費或技術水平為條件，而是以高損失為識別標準。一名因賭博盜竊入獄的人士揭示：他能獲得VIP禮遇，原因是持續大量輸錢；反之，長期贏錢的賭客會被賭場限制甚至拒絕入場。博彩公司透過演算法識別高損失賭客，再動用人力資源以獎金、配對充值、專屬客戶經理維護這段關係，目的是確保其持續輸錢並持續回來。
問：體育博彩廣告如何精準針對男性？
答：體育博彩廣告普遍以男性友誼和競技激情作包裝，把賭博呈現為「一班男人一齊睇波、一齊賭」的社群活動，複製啤酒廣告的情感結構。這種策略有統計支撐：九成體育博彩者為男性，70%已處於賭博傷害風險之中。「過關」（multi-bet）設計——任何一關斷纜全盤皆輸——是體育博彩版的偽贏機制，以超大賠率持續誘導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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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需要事實，不需要邏輯，只需要一個共同敵人。
六十年前今天，北京大學出現了第一張大字報，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常被形容為瘋狂，但如果只說是瘋狂，我們就看不見運動背後的底層邏輯：集體無力感尋找人民公敵，過程的力量足以將一個社會的情緒推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狀態；而這套邏輯，亦不是中國獨有。
正如 Eric Hoffer 在 The True Believe 所指，一場群眾運動可以沒有神，卻不能沒有魔鬼；神給人方向，魔鬼給人憤怒。而憤怒，比方向更能驅動行動。Saul Alinsky 的版本更實際：選定目標，鎖定它，使它人格化，兩極化。
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派」，最初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後來無限擴張；老師、鄰居、甚至父母，都可能成為批鬥對象。
問題不是群眾為甚麼憤怒，而是憤怒有沒有一個面孔可以對準。
六十年後今日 ，由嬰兒潮人口膨脹帶來的焦慮，換成了 Z 世代因為 AI 和經濟轉型的衝擊；大字報換成了更有效率的演算法推送，冷戰換成了中美角力的新版本；今日的批鬥大會不需要操場，評論區日以繼夜地運作。
讀歷史的時候，我們或者會問：「他們為何如此瘋狂？」
雖然說歷史不會重複，但總有教人似曾相識的畫面。所以對我們每個人，更重要的問題是：「假如在那個特定的環境裡，自己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人？」
狂熱運動，永遠都是由最初認定的的清晰目標人物，慢慢延伸到其他不夠積極的支持者，再到保持沉默的旁觀者。當沉默本身，也開始顯得可疑，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不論真心抑或假意，所有人都要用盡 120% 的誇張去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製造和攻擊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甚至漸漸出現為攻擊而攻擊的情況。
被統治者滅聲，可怕；但是被「被統治者」滅聲，就是荒謬得令人出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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