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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动荡的年代，世家大族掌握政治和军事的实权，导致君权衰落，公职全被四大家族瓜分。这一现象不仅说明了世家大族的强大，也展示了政治制度和用人机制的缺陷，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与社会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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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将帅势力的逐渐抬头与寒人的典掌机要从东晋以来，有两种社会势力在互相激荡。一种是世家大族的势力，他们依一定的门第和仕途，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另一种是寒门将帅的势力，他们由军勋起家，或由寒吏人仕。这两种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互为消长。
由于世家大族经济上有田园别墅供其剥削和享受，政治上有父祖的资荫作凭借，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大都鄙薄武事，不肯“屈志戎旅”(《宋书·王县首传》，“不乐武位”(《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结果，寒门庶族出身的将士军人，便以军功为其进身之阶。自此荆州、北府，成为他们势力的渊薮。宋武帝刘裕微时尝伐荻新洲(在今江苏镇江市西长江中)，又曾负刁逵社钱，被缚执甚急，其出身寒素可知。齐高帝萧道成在宋时与褚渊及袁粲书，称“下官常人，志不及远”(《南齐书·褚渊传》),及临死遗诏，复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南齐书·高帝纪》。既云“常人”，又云“素族”， 其非高门亦可知。梁武帝萧衍与齐高帝萧道成同族，则亦非高门。他们无不由于立了军功而掌握了军事力量，势力强大到足以取得帝王的地位与政权。此外南朝的将帅功臣，亦多出自寒人，宋世将帅如蒯恩，在刘裕镇压孙恩农民起义军时，“县差刷恩为征民，充乙士，使伐马刍”(《宋书·蒯恩传》),其后累功至辅国将军、准陵太守，到彦之“初以担粪自给”(《南史·到彦之传》), 后因军功累官至护军将军；沈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宋书·沈庆之传》，后以军功，官至太尉:张兴世“少时家贫，南郡宗珍之为竟陵郡，兴世依之为客”(宋书· 张兴世传》，后以军功至左卫将军；沈攸之“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 求补白丁队主，遵考谓之日:‘君形陋，不堪队主。””(《宋书·沈攸之传》)后官至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宗越“本为南阳次门”， 其后“条次氏族”，又被黜为“役门"(《宋书·宗越传》),越出身补郡吏，后总禁旅，受帅之任；佼长生“出身为县将”(附见《宋书·宗越传》),后以战功为宁蛮校尉；武念，“本三五门三丁发一、五丁发二的役民)，出身郡将”(《宋书·宗越传武念附传》), 后为右军将军、南阳太守；吴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宋书· 吴喜传》),后亦任至将帅；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宋书·黄回传》),其后位至将帅。齐世将帅如张敬儿“本名苟儿”，其弟恭儿“本名猪儿”，及贵始改，“始不识书，晚既为方伯，乃习学《孝经》、《论语》”(《南齐书·张敬儿传》);王敬则“母为女巫”，敬则微时“屠狗商贩，遍于三吴”(《南史·王敬则传》),其后官至大司马，封寻阳郡公；陈显达以寒贱， 后官至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封鄱阳郡公，“自以人微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南齐书·陈显达传》);陈伯之“年十三四......候伺邻里麦熟，辄偷刈之”，“及年长，在钟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梁书·陈伯之传》),齐末官至安东将军、江州刺史。梁世将帅如吕僧珍“起自微贱”((梁书·吕僧珍传》),事萧衍父萧顺之为门下书佐，后至领军将军； 冯道根“家贫佣赁”(《梁书·冯道根传》),既贵始读书，后以军功累官至左军将军、豫州刺史；昌义之“不知书，所识不过十字” (《南史·昌义之传》，后以武干，屡居藩任，积战功，官至护军将军；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幼为萧衍随从，衍“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 (《梁书·陈庆之传》，及萧衍称帝，任庆之为将帅，后佐元颢北伐至洛阳，累官至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王琳“本兵家”《南史·王琳传》),以梁元帝萧绎宠姬之兄仕梁，积军功至广州刺史。由此可见，南朝自刘宋以降，出身庶姓寒门的将士军人，已能因缘时会，致位通显了。固然当时的世家大族，尚恃其门第轻侮军人，如齐世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徐孝嗣戏俭以为“连璧”，俭日:“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南史· 王敬则传》)。然而军人的势力实际已凌驾世家大族而不容轻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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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竞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操， 迁徒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 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诺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极端注重门阀的结果，因而造成重视家讳这一积习。凡是世族大地主的祖先名讳，在他的子孙面前，必须避免说出，并用其他语言来代替。如王彧子王绚，“年五六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之日:‘可改“爷爷(“郁”音同“彧”)乎文哉！”绚应声答日:‘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 (《论语》“草上之风必偃”，“上”音同“尚”，故改为翁；“偃”，尚之子何偃名，故改为舅)”(《南史·王彧传子绚附传》)。如果不避忌别人的家讳，便会闹出笑话来。如谢超宗的父亲是谢凤(谢灵运子)，超宗有文才，为宋孝武帝所称美。有一天，孝武帝“谓递庄日:‘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日:‘闻君有异物，可见乎？'超宗日:‘悬整之室，复有异物邪？'道隆武人，无识，正触其父名，日:‘旦侍宴至尊，说君有凤毛。'超宗徒跣还内。道隆谓检觅[凤]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铨叙之用2。“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唐人柳芳语)，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
但是也由于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其固定的优越地位，因此都只孳孳于保持他们家门富贵。君统的变易，朝代的更迭，反而一似与己无关。在禅代废立之际，世家大族不是不预闻，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转移。《南齐书·王延之传》:“宋德既衰，太祖(萧道成)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 延之(时为尚书左仆射)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南史·谢弘微传》:孙朏，“历都官尚书、中书令、侍中、领新安王师。 求出，为吴兴太守。明帝(萧鸾)谋入嗣位，引朝廷旧臣。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滿时为吏部尚书”，“于征虏渚送别，朏指口日:此中唯宜饮酒。'”朏至郡，致数斛酒，遗书日:‘可力饮此，勿豫人事！'”“滿，建武之朝，专以长酣为事”，“明帝废郁林(萧昭业)，领兵人殿，左右惊走报。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这都是不预闻的事例。《南史·王县首传》:孙俭“素知帝(萧道成)雄异，后请间，言于帝日:‘功高不赏，古来非一，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又日:'......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惟大业永沦，七尺之躯岂可得保？””《南史·王镇之传侄孙晏附传》:“齐高帝(萧道成)时威权虽重，而众情犹有疑惑，晏便专心奉事”； “及明帝(萧鸾)谋废立，晏便响应推奉”。这是帮助簒位的事例。 这时主谋劝进、受禅奉玺者，莫不由世家大族来扮演这一角色。 -
古代南朝世家大族地位远胜政治经济，门第之争影响深远。世家与寒门的通不通婚，是坚持身份还是情感牵绊？官位身份的严格界限如何影响当时社会？名门之间的联姻策略与世家挑战寒门权力平衡，究竟如何演变？播客带你穿越迷雾，探秘古代社会层级私密情事。
2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 更显得优越。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760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 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庆之孙路琼之，和王僧达做邻居，琼之“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日: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于是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搞得路琼之下不了台。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我们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
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他们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日:‘移我远客。”(《南史·张邵传子敷附传》)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齐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县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齐武帝说:“由江斅、谢滿，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日:‘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日:‘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传曾孙斅附传》)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数端，已可概见了。
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 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3。一方面他们不以联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4；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5。
然而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 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导七世孙)以女妻沈庆之子沈文季6，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朓妻王“敬则女”(《南史·谢裕传从孙朓附传》)。不过这种情形极不普遍罢了。至于世家大族更下而与寒贱杂门结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 -
南朝如何以庄园经济作后盾铸就气势磅礴的政治圈层？世家大族是如何通过担任秘书郎等关键职位控制着人事选拔大权？带你一窥，世家崛起不仅仰赖政治操作，更有产业根基的支撑。深入浅出解析南朝四大豪族身份象征和剧烈社会动荡背后的权力逻辑。
世家大族子弟一开始做官，多先为秘书郎和著作佐郎。秘书郎员额四人，俸秩六百石，官品第四，分掌中外三阁的四部书籍；著作佐郎员额八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七，掌修国史和皇帝起居注的工作，这两种官，职闲廪重，地望清美，是世家大族高门子弟开始做官的最好阶梯。由于秘书郎员额不多，而许多世家大族子弟须挨次序递补空额，所以不能久任，做秘书郎的照例不到几十天或一百天，便可升迁1。吏部郎可以参掌大选，而选铨大权是和世家大族的切身利害有关系的， 因此除了吏部尚书必须由世家大族担任外，就是吏部郎也多由世家大族来担任。至于其他尚书台的台郎，在两晋时代，人选还比较重视，一到南朝，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子弟嫌憎台郎工作忙， 谁都不愿干他了2。
此外，在中央的有些官位，品级虽不极高，却是清选，只有世家大族才能充任，寒人是不能染指的。如黄门侍郎员额四人，俸秩六百石(梁时秩至二千石)，官品第六，以其地居“清切”(《宋书·殷淳传》),与散骑侍郎二官，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之说。秘书丞，员额一人，俸秩四百石， 官品第六，官既清贵，历来对它的人选十分看重，刘宋时张绪为吏部郎，以琅邪王俭“人地兼美”(《南史·张裕传孙绪附传》),请政府任俭为秘书丞。梁武帝萧衍以吴郡张率为秘书丞，“引见于玉衡殿，谓日:‘.....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胄(江东世家大族)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南史·张裕传曾孙率附传》)。梁武帝又用刘孝绰为秘书丞，对人说:“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梁书·刘孝绰传》)。他的所谓第一等人，当然还是从世家大族的门第流品来说的。南朝的世家大族做官，大都经历上述的这些过程，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故宋孝武帝刘骏以琅邪王僧达(王导五世孙)为尚书右仆射，而僧达“自负才地， 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其后僧达孙王融，在齐武帝萧赜时期，“自恃人地，三十[岁内望为公著” (《南史·王弘传曾孙融附传》)。这些都可以说明他们政治地位还是相当的优越。当然，他们这种政治地位的优越，未尝不是以他们庄园经济基础的优越为前提的。陈郡谢混，“仍世宰辅， 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混死后十余年，至宋元嘉中混妻东乡君死时，犹有“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南]琅邪诸处，太傅(谢安)、司空[谢]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微传》)。谢灵运在会稽始宁县的别墅，包含南北二山，有水田旱田，果园五所，竹林菜圃。琅邪王骞(王导六世孙)“有良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大爱敬寺寺侧，“即晋丞相王导赐田"(《梁书·太宗王皇后传》)。会稽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 又于永兴(今浙江萧山)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季恭传》)。他们有了这种优越的庄园经济基础，自然不能不形成他们优越的政治地位。 -
齐明帝时，北魏统治地区内有北地人支酉，在长安以北起义，秦、雍间七州人民同时响应，众至十万人。支酉遣使请求南齐速派大军支援义军，齐王朝内部正在火热地演出它骨肉相残的丑剧，哪肯派遣大军援救，以致秦、雍一带义军，旋为魏孝文帝拓跋宏所消灭。魏孝文帝也为了加紧镇压中原的汉族人民起见，迁都洛阳，出兵南侵。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南齐王朝就在这样情况下，结束了它的统治。
萧衍是齐武帝的族弟。萧衍父萧顺之，在武帝父子相残杀时，奉命率兵进攻江陵，杀武帝子子响。萧衍长兄萧懿，在明帝杀高帝、武帝子孙夺取政权时，也出了很大的气力。明帝死时， 指派子萧遥光、表弟江祐等六位大臣辅佐萧宝卷处理国家大政，时称“六贵”。六贵后欲废杀宝卷，宝卷诛六贵。既而江州刺史陈显达自寻阳、豫州刺史裴叔业自寿阳先后举兵，陈显达旋即兵败被杀，裴叔业献地投降北魏。萧宝卷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率众北讨裴叔业。崔慧景至广陵，拥立南徐、南兖三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明帝第三子)为主，倒戈进围建康。萧宝卷命萧懿率兵抵御，萧懿杀宝玄、慧景，懿亦以功进位尚书令。后萧懿又欲废杀宝卷，宝卷杀懿，并收其家属。时萧懿弟萧衍为雍州刺史，镇襄阳，宝卷派将军刘山阳率兵三千，会合荆州军，袭取萧衍。那时荆州刺史萧宝融(明帝第八子)年才十四岁，实权掌握在长史萧颖胄(南齐宗室)手中。萧衍派人联络萧颖胄，攻杀刘山阳，同时举兵声讨萧宝卷。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三月，萧宝融在江陵即帝位，任命萧颖胄为尚书令、行荆州刺史，萧衍为尚书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事。萧衍自襄阳出兵，直取汉口，加湖(在今湖北黄陂东南)一役，击败了萧宝卷的讨伐军，进逼江州，江州刺史陈伯之迎降，衍遂乘胜东下。
不久，萧颖胄在江陵病死，萧衍弟萧憺自襄阳率兵赴江陵， 宝融任命萧憺为荆州刺史，从此荆州-长江中游事权，全落于萧衍手中。萧衍进兵攻围台城，城中禁卫军叛变，杀萧宝卷，迎萧衍进入台城。萧衍使人迎萧宝融于江陵，中途杀宝融。公元502 年四月，萧衍在建康自为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就是梁武帝。 -
一部揭露梁朝内卷与矛盾的历史剧，桩桩件件，让人感慨王朝更迭间的尘世苦与后宫秘辛。从萧宝卷的荒淫无度，暴虐行径，曾外孙子萧昭业的夺权斗争，到富有经验的鸡龙男萧子良的落败，传奇多变。听完这些，怎能不让人警醒后宫权利争斗的可怖，明帝时代的权谋游戏，让人为这样的历史满心颤栗。
萧道成，原籍兰陵郡兰陵县(今山东枣庄市峄城东)人。道成高祖萧整，东晋初年南迁江南，东晋在晋陵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市)界内侨置兰陵郡，以后这地区便被称为南兰陵，因此萧氏遂为南兰陵人。道成父萧承之，以刘宋的外戚疏属(刘裕继母萧氏)，因军功累官至南泰山太守、右军将军，道成也以军功累官至南兖州刺史，其后以中领军将军掌握了刘宋的军政大权。
道成称帝后四年死(公元483年)，子萧赜(武帝)继位。道成父子为了想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巩固新政权起见，也曾针对宋末的情况，减免百姓逋租宿债，减轻市税，又下令"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南齐书·高帝纪》)。可是事实上为了满足他们奢侈腐化的生活(如武帝后宫姬妾万余人，弟豫章王萧嶷后房亦千余人)，不但刘宋末年的苛捐杂税没有减除，反而变本加厉，通过种种剥削形式，搜括民脂民膏，“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南史·齐本纪》)。对内进行残酷剥削，对收复中原的事业却置之度外。
南齐王朝仍然和刘宋王朝一样，王室内部不断爆发争权夺利的斗争。武帝嫡长子萧长懋(文惠太子)先武帝死，武帝舍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不立，而立长懋子萧昭业为太孙。在继承人人选问题上，这是很大失误。因为萧子良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南徐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扬州刺史、司徒，富有统治经验；子良并在鸡笼山开西邸，招集文学之士，依曹丕《皇览》例编《四部要略》，当时才学之士沈约、谢朓、王融、萧衍(即梁武帝)、萧琛、 范云、任、陆倕等并游西邸，号称八友，可见他延揽的人才很多，如果齐武帝把国家权力交给他，萧子良是能够胜任的。太孙萧昭业少长深宫，“矫情饰诈”，又无统治经验。公元493年，齐武帝病死，太孙萧昭业嗣位，叔父萧子良以嫌疑忧惧病死，国家大权旁落到受遗诏辅政的萧鸾(萧道成侄)手中。萧鸾杀昭业， 立昭业弟昭文；旋又杀昭文自立，是为明帝。齐明帝在位五年， 专事屠杀，齐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除萧嶷(高帝次子)一支有后人外，其余都被明帝杀尽。明帝于公元498年病死，子宝卷(东昏侯)继位。萧宝卷为太子时，“便好弄(玩)，不喜书学”(《南齐书·东昏侯纪》)。明帝并不好好对他进行教育，反而告诉他自己死后如果有人想发动政变，就应该先发制人，“作事不可在人后”。所以萧宝卷取得政权之后，便拼命杀人。王室方镇间也还是不断倾轧与残杀，最后演出齐宗室雍州刺史萧衍的举兵向阙，尽杀明帝后裔的一幕。 -
孝武帝死(公元464牛人市继立，年才十六岁，骨肉相杀的丑恶剧，还是继续演下去。子业杀叔祖刘义恭(刘裕第五子)并其四子，又杀弟刘子鸾、刘子师。刘子业不仅残杀骨肉，也杀了许多大臣名将，密戚近臣，如始兴郡公沈庆之、尚书令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东阳太守王藻、会稽太守孔灵符等，搞得“举朝遑遑，人人危怖”(《宋书·蔡廓传子兴宗附传》。刘子业还计划把剩余的六个叔父杀掉，其中三个叔父湘东王刘彧(文帝第十一子)、建安王刘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山阳王刘休祐(文帝第十三子)，更是成为刘子业猜忌的对象，常想加以杀害。宿卫的将士也朝不保夕，他们最后就联合起来，自发地杀了刘子业，拥立刘彧为帝，是为明帝。
刘子业未死前，曾派人拿了毒药去毒杀弟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孝武帝第三子)。子勋年才十岁，江州的军事政治权力实际都掌握在江州长史邓琬手里，邓琬起兵反抗。刘子业死， 明帝即位，邓琬在寻阳(今江西九江市)拥立子勋为帝。子勋的两个弟弟，一个是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孝武帝第七子)，一个是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都由其长史作主，起兵响应。这就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以明帝刘彧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晋安王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统治阶级内战。明帝一方面遣将在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义兴(今江苏宜兴)一带，击败了会稽方面北上的军队，最后并进军浙东，生俘了刘子房和行会稽郡事孔觊，结束了东战场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就专意对付长江中游的军事压力。战争胶着在鹊洲(今安徽繁昌东北大江中)一带，由于明帝方面的将领张兴世等在贵口(今安徽贵池西五里) 袭击江州方面的粮米三十万斛得手，使西军十万人不战自溃。 明帝很快就攻下寻阳，杀年仅十一岁的刘子勋；接着又攻下江陵，杀刘子顼，孝武帝其余十二子，也先后为明帝所杀死，一个不剩。
在宋王室骨肉相残的过程中，参加内战的镇将如幽州刺史刘休宾、兖州刺史毕众敬、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纷纷投降北魏，把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拱手送给敌国。淮北失守，淮南就变成了前线，在“烽鼓相达”与“兵火相连”的情况下，“天府所资，唯有淮海”的淮南地区，也弄得“民荒财单”(《宋书·后废帝纪》)。北魏进军青、齐时，就把青、 齐一带的人民，全部掠作奴婢，分赐百官，称为“平齐户”，可见王室内战，遭殃的还是南朝人民。
明帝自己受着刘子业的迫害，几乎被杀，但到了他自己大权在握，不但杀尽了孝武帝诸子，还把自己仅存的五个弟弟也杀掉了四个。明帝死(公元472年)，子刘昱(后废帝)继位，明帝仅存的一个弟弟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于公元474年5月起兵，率众二万、骑五百，轻兵急下，直捣建康。幸亏右卫将军萧道成指挥城防军队，坚守台城，并派黄回、张敬儿等诈降于休范，乘机杀了休范，才把危局挽回。建平王刘景素(文帝孙)为南徐州刺史， 镇京口。看到朝政混乱，权力旁落，想举兵夺取政权，兵败身死(公元476年)。在王室内部倾轧的浪潮中，大权集中到中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公元477年，道成杀刘昱，立昱弟刘准为帝(顺帝)。以后道成次第消灭了他的政敌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他也像刘裕一样，登位称帝，是为齐高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南齐。刘准旋被道成所杀，“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 (《南史·宋本纪》),仅宋文帝第九子晋熙王刘昶在前废帝刘子业时，出为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刺史，逃祸降魏，留有后人。宋王朝就这样地在内乱中灭亡。 -
-力始的。 宋文帝立子劭为太子，“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宫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后来文帝又想废掉他，另立太子。太子劭先发制人，于元嘉三十年二月，率东宫兵人宫杀文帝及宰相江湛、徐湛之、王僧绰等，自立为帝。这时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出为江州刺史，正带领江、豫、荆、雍四州的军队去攻打大别山以南的少数兄弟族五水“蛮”，听说父亲被杀，就利用这支武装力量传檄州镇，声讨刘劭。讨伐军很快就推进到新亭(在今江苏南京市南)，依山修筑营垒。刘劭出兵迎战失利，退守台城(建康有三城，中为台城， 皇帝所居，也有居民；西为石头城，禁军驻屯之所；东为东府城， 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所居，亦有甲士数千人守卫)，束手无策。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刘裕第五子)弃家逃奔刘骏，刘劭杀义恭十二子及有旧恨的宗室长沙嗣王刘瑾、临川嗣王刘晔等多人。到五月四日，台城就被攻破，刘骏杀刘劭及其四子，又杀劭同党始兴王刘濬(文帝第二子)及其三子。王室间子杀父、 弟杀兄的丑剧不断演出。当时民间有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魏书·岛夷刘裕传》)。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集团内部骨肉相残的丑恶行径的鄙夷态度。
刘骏即帝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不久，因荆州是上游重镇，不愿意让他叔父南郡王刘义宣(刘裕第六子)久任荆州刺史，于是内调义宣为承相、扬州刺史。义宣在荆州十年，财富兵强，举兵不受代。他率水军十万，“舳舻数百里”，沿流而下，江州刺史臧质、南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刺史鲁爽等起兵响应。 孝武帝一面派遣大将沈庆之率军在小岘(今安徽合肥市东)一带击杀了鲁爽，解除了北面的威胁；一面遣王玄谟、柳元景率领水陆大军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梁山(今安徽当涂西南) 一带和义宣、臧质的叛军进行决战。结果叛军大败，义宣单舸逃到江陵，并其诸子，均为孝武帝新任的荆州刺史朱修之所杀。藏质亦逃至武昌，为人所杀。
孝武帝在位的短短十年中，还先后杀了他的弟弟南平王刘铄(文帝第四子)、武昌王刘浑(文帝第十子)、海陵王刘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及竟陵王刘诞(文帝第六子)等。尤其是刘诞，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为南兖州(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刺史，孝武帝因疑忌他而派大军围攻广陵，及城破，孝武帝下令屠城，把城中五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斩首，死者数千人，城中全部女口也作为“军赏”，分赐给屠城有功的将领充当奴婢。可见在他们兄弟互相残杀的过程中，更遭殃的还是南朝人民。 -
第二节宋齐梁的更替与南朝世族制度的僵化
宋齐梁的更替1 以北府将领起家的刘裕承东晋王朝而称帝之后，因鉴于东晋政权由于门阀势盛，因此威权下移，所以中书省则任用寒人为中书舍人掌机要，而外藩则托付宗室。刘裕下渝“京口(南徐州治所)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书·刘延孙传》);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江夏王义宣传》)。除了荆、扬、南徐州以外，其他重要的州镇，也大都由诸王出任刺史。诸王掌握了方镇的军队，还兼任当地的最高行政官，实际上形成半独立的政权。他们力量强大的时候，往往要夺取中央政权。王室内部骨肉相残的事，也就史不绝书。
东晋中叶以来，还重用宗室亲王总录尚书众事，如简文帝司马昱为会稽王时，以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专总万机；东晋安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亦以太傅录尚书事，时称“相王”，他们的权力都非常大。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始以弟彭城王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到了元嘉九年，又加领扬州刺史；元嘉十六年，又进位大将军。刘义康既专总朝权，加上文帝多病，“寝顿积年”，“方伯(方镇)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生杀大事”，义康亦“以录命行之”，所以“势倾天下”(《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江州刺史檀道济，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北府名将，曾随刘裕灭南燕、后秦，元嘉初击败谢晦，元嘉八年率军北讨，又斩北魏济州刺史悉颊库结。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元嘉十三年，文帝病久不愈，义康怕文帝一死，“道济不可复制”，就把他杀死了。道济临刑时，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北魏统治者听到这个消息却很高兴，说:“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这种自坏长城的行为，真是使亲者痛、仇者快。又有一次，文帝病重，已在安排后事。那时文帝诸子年龄都很小， 义康的亲信竟去尚书仪曹调阅东晋中叶成帝病死立其弟康帝这一事实经过及其仪注的档案。文帝病愈后略有所闻，隐忍未发。 当时拥护义康最为出力的是领军将军刘湛，刘湛也是宰相之一， 他和刘义康的亲信，结成朋党，排斥异己，使得文帝对义康更为嫌恶起来。元嘉十七年，文帝终于采取了断然措置，收杀了拥戴义康的刘湛及其族人刘斌等士多个人，改授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到了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等又想拥立义康，谋泄被杀，义康也因这案牵涉在内，被废为庶人，徒居安成郡(治平都，今江西安福东南)。 元嘉二十八年，北魏主拓跋焘率大军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 隔江威胁建康。文帝怕义康被人利用，在后方作乱，终于下令把义康杀死。南朝王室骨肉相残的事情，就是从这桩事开始的。 -
北魏的南侵自刘裕弃关中以后，滑台、虎牢、洛阳等城邑也陆续被北魏夺去。河南虽失，可是那时拓跋氏北有柔然人的威胁，西有赫连氏这个强敌，因此还不敢放手南侵。北魏境内的各族人民，也不断起义，前仆后继，想推翻拓魏的统治。其后北魏消灭了赫连氏，并吞了关中地区，渐渐地统一了黄河流域。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北地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团结在他周围的人民，有十余万之多，关中氏、羌、山胡等族纷起响应，河东薛氏一族三千余家，也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震动关陇。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率军镇压，才把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镇压下去。
盖吴在起义之初，曾上表宋文帝云:“臣以庸鄙，仗义因机， 乘寇虏天亡之期，藉二州思旧之愤。......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 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压捍凶寇，覆其巢穴；退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第二次又上表云:“士庶.....倾首东望，仰希拯接。.....·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宋书·索虏传》)可见中原的起义军，对南朝援军期望之殷切。宋文帝只是给盖吴以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的空头官号；并且命令雍、梁二州屯兵境上，为盖吴声援。实际上并无一兵一卒去支援盖吴，坐失收复中原的时， 这样，只能等待北魏的入侵了。
盖吴的义军既然失败，柔然人对北魏的威胁，也因柔然主的新死而暂为缓和，拓跋焘就在元嘉二十七年，调动大军南下，进攻南朝。
拓跋焘自率步骑十万，进攻宋的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宋守军苦战却敌。这年七月，刘宋出动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其主力在王玄谟统率下，进攻滑台，为魏军主力击败。刘宋另一支偏军由建威将军柳元景率领，用很少的兵力，出卢氏(今河南卢氏)， 得当地武装配合，如卢氏人“赵难驱率义徒以为众军乡导”(《宋书·柳元景传》),形成相当大的力量和声势。他们直出熊耳山(今河南卢氏东南)，连克弘农、陕县，进军潼关，势如破竹，斩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魏军死亡万余人。关中人民和四山各族人民，处处蜂起，响应宋军，但宋文帝因王玄谟主力溃败，所以命令柳元景退兵。
魏军号称百万，乘势分路南进。拓跋焘亲率大军攻彭城不下，渡淮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 扬言要渡江进攻建康。宋内外戒严，“丹阳统内，尽户发兵”。 “游逻上接于湖(今安徽当涂南)，下至蔡洲(今江苏南京市西南江中)，陈舰列营，周互江滨，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至于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建立了巩固的防线。次年春，拓跋焘回军围攻盱眙， 盱眙军民奋勇抗击。魏军攻城三十日，死伤无数，积尸高与城齐；拓跋焘又怕归路被切断，方才退走。魏军在撤退时，进行大杀戮大破坏，“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当时人说:“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其中幸者，不过驱还北国作奴婢耳。”(《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江北魏军“所过郡县，赤地无余”"(《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宋书·索虏传》 称:“喋喋黔首.......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 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南朝经此空前浩劫，国力是大大地削弱下来了。
自此，刘宋政府便把自己的防线，步步南撤，既由洛阳、滑台撤至淮北，到了明帝刘彧时代(公元469年)，淮水以北青、冀、 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又先后被北魏夺去，于是防线复由准北撤至淮南。那时的“淮北士民”，虽是“力屈胡虏”，可是“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南齐书·垣崇祖传》)。南朝的统治集团，却正在争权夺利，排演其相互残杀的丑剧，便把外敌完全放在一边了。 -
当然，刘裕父子的一系列措施，其目的还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措施，稳定了正在趋于没落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使他们的经济，不致日益衰颓，从而使自耕小农还能继续供封建国家剥削。
宋文帝又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进行清理户籍工作，以后齐、梁时代，再度整理户籍，还都以元嘉户籍为依据。户口数比较准确，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明政府课户人数的增加，税源、兵源的有恃而无恐，标志出元嘉时代刘宋政权的一定稳定程度来； 另一方面，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刘宋政权承东晋义熙土断之后，怎样重视整理户籍工作，使赋役的负担，不致偏压在少数课户头上，在稳定它的剥削对象自耕小农经济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
这三四十年间，自耕小农这一阶层，在困难的情形下，相对稳定，农村经济也不断地在发展，人民的购买力，也有所提高，货币流通数量至此也自然增加，在文帝元嘉七年，政府虽已成立了魏、晋以来前所未曾设立过的“钱署”，开铸四铢钱，但是到了元嘉二十四年，由于商品交换的频繁，流通货币还是极嫌缺乏，造成“用弥广而货愈狭”的现象，这正是生产事业向前发展的反映。
南朝及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三四十年间的小康时代，作过概括的评述:“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 户不夜扃”(《宋书·孔季恭传》论):“虽没世不徒，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壑，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 皆称元嘉焉。”(《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这些话虽然难免有溢美之处，但是可以说明这三四十年间的南朝人民，他们的生活比较东晋末年确是好过了些。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六十万大军南侵，南朝的人民，到这时还是不能避免转死于沟叙之间了 -
宋初内政刘裕回到江南，受封为宋王。公元420年，代晋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
刘裕做皇帝不到三年，病死(公元422年)，太子义符继位， 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刘义符做了两年皇帝，游戏无度，不亲政事。徐羡之等人密谋废立，因次立者应是徐羡之等所嫌忌的庐陵王刘义真，于是他们先废义真为庶人， 再废黜了少帝刘义符，并且把兄弟两人都杀害了。然后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刘裕第三子)为帝。他们为了持久地控制朝廷，由谢晦出任荆州刺史，掌握重兵，作为居中秉权的徐羡之、傅亮的外援。刘义隆就是宋文帝，他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废立，重蹈晋末衰乱的覆辙，即位不久就宣布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杀害刘义符、刘义真的罪状，下令严办。徐羡之畏罪自杀。傅亮被处死。谢晦在江陵起兵反抗，兵败北逃未成，被擒送至建康斩首。这样，宋文帝才把国家统治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政由己出。
从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刘裕剪除异己起，到宋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止，这是南朝相对安定的一个小康时期。
由于刘裕的两次北伐，获得辉煌的胜利，虽然刘裕不能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扩大战果，统一中原，甚至连关中地区也得而复失，但从东晋、南朝的人民看来，这位宋武帝的功业，已初步满足他们的抗敌要求了。刘裕、刘义隆父子承孙恩、卢循起义之后，继东晋而称帝，慑于人民的巨大威力，也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政权。东晋末年，渤海刁逵(刁协孙)为桓玄豫州刺史，逵弟刁畅为桓玄右卫将军，刁氏侨寓京口，史称“刁氏素殷富”，“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 (《晋书·刁协传》，刘裕起兵讨桓玄，消灭刁氏，把刁氏的土地财产分给京口贫民。晋安帝妻王皇后(王羲之孙女，王献之女) 死，后有“脂泽田四十顷”，在临沂(侨置在今江苏句容境内)、湖熟(今江苏南京市东南湖熟镇)一带，刘裕请晋安帝下令把这四十顷土地分“赐贫人"(《晋书·安帝纪》)。当时江南的“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书·武帝纪》)。义熙九年，刘裕下令禁断。同时荆、雍诸州的牧守，又往往把“州郡县屯田池塞”据为己有，中饱私囊。刘裕曾先后下令禁止。刘裕在消灭刘毅后，曾在荆州“宽租省调，节役原刑”(《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八年)，博得荆州人士的好感；在驱逐了司马休之之后，又对荆、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户从役”，加以改变，规定二州“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扶养孤幼，单丁大艰”(《宋书·武帝纪》),一概遣散。在东晋末年，政府曾不断向民间征发造船木料，以及征用船只车牛，供运输之用，刘裕下令以后政府需用造船木料和船只，由政府派定专人和民间商议好公平价格，依照规定的价格来“和市”，严禁官吏假借官威，强行征发1。魏、晋以来，兵农身份低落，在繁重的兵役和超额的租税之下，犯禁逃亡的，不计其数，刘裕在称帝的第一年，就下令“开亡叛赦，限内首出”得“蠲租布二年”(《宋书·武帝纪》)。此外，刘裕在称帝之初，命令人民积欠政府的“逋租宿债”，不复收取；文帝也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下令把人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酌量减轻；元嘉二十一年，再一次下令把人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在元嘉十九年以前”的，一概免除。文帝也很重视农业生产，在他在位时期，几次下令劝课农桑2；湖熟有“废田千顷”(《宋书·文帝纪》),在他的命令下被开垦为良田；扬、南徐等州农民缺乏田粮种子，他下令贷给；元嘉二十一年，江南旱灾， 文帝下令“悉督种麦，以助阙乏”(《宋书·文帝纪》)。文帝对消极的赈济也比较重视，如元嘉十一年，丹阳、淮南、吴兴、义兴一带大水，文帝就曾拨出数百万斛米赈济灾民。 -
历史巨浪汹涌，刘义真年仅十二岁便踏上将军之位，肩负着镇守复杂局势的重大使命。王修、沈田子等辅佐者与他共同面对挑战。然而，幼年将军、内忧外患，长安局势危在旦夕。联防一触即溃，复仇谣言在军中骤然扩散，兄弟阋墙，离间深入人心，结局注定是英雄末路，长安陷落。一场关乎南北争霸，赋予无数的荣耀与悲情，皆沉淀于古老的文明发展故事。
这年十二月，刘裕仓猝东归，安排他的次子只有十二岁的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以王脩为安西长史，辅佐义真；王镇恶为安西司马，沈田子、毛德祖为安西中兵参军，率兵一万余留守关中。这样安排显然是无法应付刚收复的关中那样复杂的政治局面的。夏主赫连勃勃见刘裕东还，认为这是他夺取关中的极好机会，他的谋臣王买德也对他说:“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代晋称帝)，不暇复以中原为意。此天以关中赐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今陕西商州)，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赫连勃勃采纳了他的计策，叫自己的儿子赫连昌屯兵潼关，王买德屯兵青泥，又叫世子赫连瓒率精骑二万直趋长安，赫连勃勃亲率夏军主力为后继。这样，刘义真想用留守军一万多人来保卫长安，是太困难了。
夏军前进到渭水北岸，沈田子和王镇恶联兵抗击。当时军中流传谣言说“镇恶欲尽杀南人，以数十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沈田子轻信了谣言，于公元418年正月十五日，杀害了王镇恶。王脩责备沈田子专戮节将，征得刘义真的同意杀了沈田子。到了同年的十月，刘义真又听信了左右的话，杀了王脩，并调回渭北的所有驻军，集中守防长安。关中郡县逐渐为赫连勃勃所攻占，长安也被围困，“樵采路绝”。最后刘义真只好撤出长安。东晋将士在撤退时大掠长安，用车子满载宝货子女，一天不过走十里路。夏兵追及于青泥，义真全军覆没，他自己单骑逃出。当时毛德祖以河东太守名义镇守蒲坂，到第二年二月才率部退回彭城，没有遭受损失。关中地区收复了不到一年零五个月，却又落人夏主赫连勃勃的手中。
综观刘裕的北伐，其主观动机，固然在于建立个人威望，以便代晋称帝，可是在客观方面，他的灭南燕、灭后秦这种军事行动，不仅给予当时鲜卑、羌、胡各族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而且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这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的要求的。尽管关中地区得而复失，而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终于被刘裕所收复了，对江南地区起了掩护的作用，为此后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刘裕的北伐事业，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
古战场上，沈田子与傅弘之引领仅一千多北府勇士，利用敌方轻敌突袭而大获全胜。王镇恶挺身而出，在江南建立战功之余，却财色并祸搅动军心，危险四伏。刘裕的正确决断及中原百姓的无私贡献共铸辉煌，但政治野心与私利亦在胜利后浮现。哪些是真正的忠诚？又有谁被权力与金银蒙眼？层层冲突交织的故事告诫我们，背后胜利的代价过于纷繁复杂。
晋军北伐南燕、后秦，都取得胜利，固然由于战士的英勇战斗，刘裕的指挥正确，但更重要的是中原人民的支援。如刘裕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有数千”(《宋书·武帝纪》)。及伐后秦，当王镇恶、檀道济等前锋挺进得过快，到了漳关为秦兵所拒时，由于“悬军远人，转输不充”，“将士乏食”。王镇恶亲自到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去动员百姓捐献粮食，“百姓竞送义粟”，使晋军“军食复振”(《宋书·王镇恶传》)。正是中原地区人民的积极支援，保证了刘裕两次北伐的胜利。
刘裕收复关中以后，流寓关中的陇右流民，都希望他继续出兵收复陇右。由于刘裕留在建康代掌枢要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死，政权有旁落到他人手中的危险，因此，他在长安只停留两个多月，就急于返回江南。三秦父老听说他要离开长安，流着眼泪到他那儿挽留他，向他诉说:“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长安十陵，咸阳宫殿，皆汉家故迹，裕为刘氏子孙，故三秦父老以是为言而留之)，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可见关中人民对刘裕是如何寄以期望，而刘裕的行止却终究使他们失望了。
刘裕这次攻灭后秦，将领中王镇恶、沈田子之功居多。王镇恶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十三岁时，苻坚败亡，他随叔父王曜流寓江南，客居荆州。后来为刘裕所赏识，刘裕杀刘毅，王镇恶立了大功。刘裕出兵伐后秦，因为王镇恶从少生长关中，故以镇恶为龙骧将军，带领先头部队北伐关中。攻下长安之后，“抚慰初附，号令严肃，百姓安堵”。但王镇恶为人贪财爱钱，“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宋书· 王镇恶传》)。这时有人向刘裕密告王镇恶收藏姚泓专用的车子，有做皇帝的野心。刘裕派人秘密调查这桩事，王镇恶把车上的金银都剔下来了，而把车子丢弃在墙边。这说明王镇恶贪财，而不是政治野心。 -
北伐大军分为四路，水陆并进。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率领步兵自淮、淝进取许昌、洛阳。一路由沈林子、刘遵考率领水军， 与王镇恶等步兵配合，由汴水经荥阳石门入河。一路由沈田子、 傅弘之率领，径趋武关。一路由王仲德率领水军，由恒公渎自淮人泗，自泗入清、济，自清入河。后来刘裕自己统率的大军主力， 也是走王仲德走的这一条路。
檀道济、王镇恶这一路，推进得非常迅速，所至诸城戍皆望风归降；接连攻下项城、许昌、成皋(今河南荥阳上街镇)，姚秦洛阳守将姚光开城出降。晋军乃占领洛阳，前锋进抵潼关。
王仲德这一路，由水道自巨野泽经清河折人黄河以后，自然要威胁到北魏在黄河南岸的唯一桥头堡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北魏滑台镇将尉建没有等到晋军进攻，仓皇放弃滑台，渡河遁逃。九月，晋军进入滑台。公元417年初，刘裕也从彭城亲统大军从水道自准、泗入清河，又自清河经四渎口(今山东长清西南)入黄河，溯流西上。为了确保行军的安全，刘裕任命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成碥傲(今山东茌平西南)，加强了黄河南岸这个战略要点的防务。这时北魏在黄河北岸集结了十万军队。晋军主力沿黄河进军时，北魏派了几千兵士，在隔岸进行骚扰。刘裕的“军人于南岸牵百丈(百丈是拉船的牵绳)，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略。裕遣军击之，裁登岸则走， 退则复来”(《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刘裕无可奈何，最后派自己的卫队奋勇渡河，在黄河北岸建立了两端抱河的却月阵，并且动员了二千多劲勇，带了大弩百张，大锤及稍千余，奋勇击败魏军。魏军退至畔城(在今山东聊城境)，晋军追击，又获全胜，东晋大军主力终于顺利地自河道到达洛阳。
公元417年三月，刘裕到达洛阳，这时前锋王镇恶、檀道济、 沈林子等军已进抵潼关。于是重新作了部署，分两路进攻关中， 一路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包抄长安的后路；一路从潼关直取长安。 -
回首南朝，千古江山留英雄。本期我们走进刘裕的南北征战，复盘其如何在内政纷亏、军事霸道中平步青云；掀开南北强弱的历史画卷，洞悉巧取豪夺背后的经济脉络。探秘古人的斗智斗勇，解读千年之下的政治机变与经济构架。
第一节宋初内政及北强南弱局势的形成
刘裕灭后秦以刘裕为代表的新兴的北府兵将领，在东晋末年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他们的内部便又开展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412年至413年初，刘裕消灭了名位仅次于己的北府兵重要将领刘毅，从而为他自己受禅称帝扫清了道路。
刘毅和刘裕一样，早年侨寓京口，参加了北府系统的青州(镇广陵)刺史府中兵参军属。北府将领推倒桓玄的时候，刘裕在京口领导起兵，刘毅在广陵领导起兵，两人功业相当，毅亦因此自负，不愿屈事刘裕。桓玄垮台后，刘裕统率北府兵，坐镇京口。公元408年，扬州刺史缺官，刘毅等不欲刘裕入朝辅政，企图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或令裕于丹徒遥领州事。刘裕遂自请入朝，就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掌握了军政大权。次年刘裕北伐南燕，当时刘毅任豫州刺史，又以“宰相远出，倾动根本” 为理由(《宋书·谢景仁传》，力图加以阻止。不久自己却在桑落洲被卢循打得大败。最后为荆州刺史，“既据上流，阴有图裕之志”(《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八年)。一面与谢混等人相交好； 一面招纳亲党，要求朝廷调他的堂弟兖州刺史刘藩到荆州做他的副手。刘裕也知道刘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宋书·武帝纪上》),于是趁刘藩自广陵入朝的机会，搞突然袭击，杀刘藩、谢混；随即率兵西征，佯称刘藩率兖州兵西上，很快就攻破江陵，刘毅力竭自杀。
另一个与刘裕合谋讨伐桓玄的将领诸葛长民，在桓氏灭后亦以功臣自居，“骄纵贪侈......所在残虐，为百姓所苦”(《晋书。 诸葛长民传》)。刘裕西袭江陵，用长民为建康留守。他写信煽动冀州刺史刘敬宣(刘牢之子)说:“盘龙(刘毅小字)狼戾专恣， 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南史。 刘敬宣传》刘敬宣把原信转呈给刘裕，刘裕从江陵回来的第二天，就把他诱杀了。
公元405年，益州大族谯纵乘东晋衰乱之际，据有四川，自称成都王，称臣于后秦姚氏。桓玄败，桓玄从兄桓谦逃奔姚兴， 纵又遣将与谦联兵侵扰东晋，威胁荆楚。刘裕乃在公元412年十二月，命大将朱龄石率众二万进攻四川，翌年七月，晋军攻破成都，谯纵自杀，益州遂被东晋收复。
在刘裕要讨伐刘毅的时候，东晋政府任命宗室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到了公元415年，刘裕又嫌司马休之在江陵“颇得江、汉人心”，以休之子文思犯法，休之不肯严惩，反而心存怨望为借口，下令讨伐休之。东晋雍州(镇襄阳)刺史鲁宗之也怕刘裕容不了他，和司马休之联兵抗裕。休之、宗之兵败投奔后秦。 公元416年正月，后秦派遣鲁宗之子鲁轨率兵进攻襄阳，骚扰荆楚，想切断东晋长江上下游以及扬、益间的交通。这时后秦主姚兴新死(公元416年月，兴病死)，兴子姚泓初继父位，姚秦王室内部斗争激烈，北魏拓跋氏跨有并、冀，大夏赫连氏虎踞朔方， 又时时在威胁姚秦北方，牵制了姚秦一部分兵力。刘裕就在公元416年的八月，亲统大军，北代地记！ -
东晋末年，农民起义浴火重生、转战千里却终告失败。卢循为首的起义军操刀不决，失先机，终作历史烟尘；合浦乱战、投水自尽，序幕终降。民众再遭受压迫，豪族起落转换；北府军兴盛，一段江南的历史变迁之风波，被掀起又缓缓合上。
卢循山自五月乙丑到达蔡洲，到七月庚申，顿兵建康城下两个月之久，师老兵疲，粮食给养都发生I国难，只好从蔡洲南撤，退守寻阳。欲西取刑州，再与刘裕决战。 这年十月，徐道覆率水军三万西攻江陵，大败于破冢(在今湖北江陵东南)，损失万余人，道覆退回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十二月，卢循、徐道覆又率众数万，连舰而下，先后与晋军战于大雷(今安徽望江)、左里(今鄱阳湖口)，农民军方面又损折了数万人。卢循乃收散卒数千人，向其根据地广州转移；徐道覆也退保其根据地始兴。次年二月，晋军攻破始兴，徐道覆被杀。三月，
卢循率部到达广州，但广州州城番禺早已被晋军占领，循围攻番禺二十余日不下，于四月间南袭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转战至交州(州治龙编，今越南慈山、仙游地区)，兵败投水死。
从公元399年十一月孙恩领导浙东农民起义起，到411年四月卢循在交州失败止，东晋末年的这次农民起义，前后持续] 十一年零五个月之久。农民起义军转战东南半壁，人民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舰队，曾经溯洄赣江，纵横长江上下游，乘长风破巨浪于汪洋大海之上，开农民战争战略战术上未有之前例。以孙恩、卢循为首的这一次农民起义的失败，除了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这一主要原因外，其他原因是: (一)孙恩在浙东登陆，一时获得八郡人民的响应之后，未能及时地建立根据地，成立农民自己的军政府，一见战争形势不利， 便仓猝退入海岛，这样，不但失去了与大陆广大群众的联系，而且众至二三十万的农民军以及妇孺，无计划地向海岛撤退，粮食等给养得不到保证，给农民军造成很大的困难。(二)卢循取得农民军的领导权后，虽然采用各种手段巩固了根据地--广州， 可是他实际上是企图割据一方，并没有推翻东晋王朝的决心和信心；等到刘裕北灭南燕，初步满足了江南人民抗敌的要求之际，他迫于三吴战士的思归要求和徐道覆的严正态度，迟迟北进，使得农民军不容易保持其战略主动地位。(三)卢循在作战指导上往往举棋不定，“多疑少决”，不能利用有利战机力争胜利。农民军在建康城下从优势变为劣势，从主动变为被动，最后竟一败涂地，这主要是卢循主观指导错误所造成的。
在卢循交州战败投海死后，东晋末年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已经结束。江南各地农民再度屈服于世家大族与新兴的北府军将领的统治之下，他们重新受着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虽然他们在过去已被榨取得几乎一无所有了。
这次农民战争，给了东晋王朝严重的打击，从此它就名存实亡了。
在这次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还有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以王、谢为首的北来的世族大地主，他们的仓廪被打开，他们在浙东的庄园和财产遭到严重冲击，他们丧失了数目众多的奴客。王凝之、谢邈的被杀，谢琰的阵亡，又在在说明了他们削弱到简直不能抵抗。固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凭藉世资”，还是极高，然而他们今后在政治上只是饰演配角，当庶族出身的新兴北府系统的将领夺取帝位之际，他们就只能饰演捧玺绶、上劝进表角色，“将一家物与一家” 这一流的角色。从此，他们被剥夺了北府兵的领导权；他们顾问中枢大权，以后也逐渐被寒门庶族出身的中书舍人所替代。寒门庶族出身的新兴将领做了皇帝以后，为了集权中央，也毫无顾忌地对他们加以打击，如刘裕杀太原王愉(王坦之之子，愉官至尚书仆射、前将军)、陈郡谢混(谢安孙，谢琰子，混官至中书令领军将军、尚书左仆射)、高平郗僧施(郗鉴曾孙、郗愔孙)等，都足以说明高贵的世家大族，至此不得不落到北府将领统治之下了。
在这种情形下，唯一得利者是新兴的北府将领，他们在农民战争的结局中得到利益，他们不仅从以王、谢为首的世家大族手里，夺得了北府兵的领导权，消灭了以桓玄为首的荆州系统的方镇势力，而且他们在因农民战争而崩解了的东晋王朝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新的王朝来。
1谢安，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伯父谢鲲，渡江任豫章太守:父裒，太常卿， 都是流寓江表的世族大地主，以王、谢为首的北方世家大族，到达江东之后，为了避免和江东世家大族发生经济上的冲突起见，他们的庄园都在东土--浙东，所以谢安早年多居会稽(即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那时谢安从兄谢尚(谢鲲子)官至尚书仆射、都督豫并出冀四州军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尚卒(公元357年)，安兄奕继青为都督豫充背并四州军事、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安弟万又继奕任都督司豫冀并四州军事、豫州刺史。真是“家门富贵”，江东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由于谢安有这些兄弟先后参加东晋政权领导工作，可以代表他们这一阶层和他这一家族的利益， 因此，谢安可以“放情丘壑”，“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文”，东晋政权既是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的，那么，这些世家大族为了本阶层和家族的利益起见，每家至少有一人或一人以上参加东晋政权领导工作，这一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愈高，社会地位就愈巩固，经济利益也就更能获得一定的保障和长足的发展。每个世家大族如三世以上冠冕不绝，那就成为“天下盛门”、“奕世膏梁”；俏或偶然有一代接不上来，不能继绘保持原有的爵位，于是便有称为“门户中衰”或“衰门”的危险。同时，东晋王朝既然以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为其主要支柱，那么必须随时注意培养世家大族中的后起之秀，通过九品官人等等方式，吸收他们参加政权领导工作，统治集团内部人才愈充实，统治权自然也金巩固。以谢安这个人物而论，自是过江以后的第一流，作为东晋政权面论，是应该把他拉出山来的，于是便产生出“东山不起，如苍生何”的话亲。可是谢安呢？仍然高卧东山(今浙江上虞西南四十五里)，度着他山林隐遁的生活，尘世事没有扰乱他的心胸，因为尘世事自有他的门生、典计(庄园的管理者)去替他处理，共不用他操心，政府几次三番请他出山，他都“高卧不起”，政府甚至采取“ -
当刘裕北伐南燕，获得胜利的时候，卢循所领导的农民军，正从广州向江州(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 推进。
仅有人能
卢循到了广州以后，在广州住了五年零四个月。农民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待机再起。在刘裕北伐南燕期间，徐道覆派人劝卢循乘虚袭取建康，卢循犹豫不决。徐道覆亲自到番禺对卢循说:“本住岭外......正以刘公(指刘裕)难与为敌故也。今刘裕] 方顿兵坚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此思归死士(指三吴旧部)，掩袭何无忌]、刘毅]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机.....若(裕]平齐(指南燕)之后，小息甲养众.......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 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宋书·武帝纪》又说: “君若不同，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 (《晋书·卢循传》)卢循强同意了徐道程
徐道覆是一位坚定果敢的农民起义将领。 他攻取始兴之后，就派人到大庾岭一带斫伐大量船木，运至始兴(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贱卖给居民，这时又依据原先的卖券收购船木，赶造船舰，积极准备北进。
公元410年二月，卢循和徐道覆在始兴会合，随后分兵两路，西路由卢循率领，从始兴攻下长沙，推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准备攻取江陵；东路由徐道覆率领，破南康(郡治赣，今江西赣州市)，连下卢陵(郡治石阳，今江西吉水北)、豫章(郡治南昌， 今江西南昌市)，兵锋直指建康。农民军的战士，不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便是“始兴溪子，拳捷善斗"(《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六年)，战斗力极强。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自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引兵南下，抵御徐道覆。三月，何无忌战死于豫章。 刘裕得到消息，慌忙班师南归，自己只带几十个人，于四月间赶回建康。
卢循到达巴陵以后，接受徐道覆的建议，自巴陵浮江东下， 与道覆会师，集中力量攻取建康。于是两路农民军连旗东下。 东晋江、淮驻军纷纷入卫建康。豫州刺史刘毅率水军二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阻击农民军。五月，农民军在长江中的桑落洲(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大败晋兵，刘毅丢掉全部船只和辎重，带了几百人狼狈逃走。农民军接连打败北府兵重要将领何无忌和刘毅，声势大振。史称“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别有八槽船八枚(艘)，起四层，高十二丈。”(《宋书·武帝纪》)十多万大军乘胜直逼建康，进抵淮口(秦准河入江之口，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北)。
这时东晋方面，刘裕“北伐始还，士卒创，堪战者可数千人”。建康人心惶惶，“众议并欲迁都"(《宋书·王懿传》)。刘裕认为“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宋书·武帝纪》),坚决不同意迁都。当农民军到达准口时，东晋政府宣布内外戒严，同时征发居民修筑防御工事，沿江置栅、筑垒。稍后江、淮入卫军队陆续开到，其中有一千多强悍的鲜卑骑兵，分兵守卫各个军事据点。农民军到这时候便丧失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 计篇》)的有利战机。
卢循在北上进军中，常处于被动地位。他开初不愿意出兵。 后在行军途中得悉刘裕已经回到建康，立刻大惊失色，竟想退还寻阳，再占领江陵，“据江、荆二州以抗朝廷”。经过徐道覆力争，“疑议多日”(《宋书·武帝纪》),卢循才同意继续进兵。这样，刘裕便赢得了周密部署的时间。
徐道覆曾经向卢循建议，水军从新亭(在今南京市西南)到白石垒(在今南京市西北)-线登陆，登陆后焚毁船舰，使士兵下决心死战，力争胜利。卢循认为徐道覆的建议太冒险，不是万全之计，而把战船停泊在蔡洲(在今南京市西南十二里大江中)，等待晋军自行“溃乱”。等到刘裕完成其防备部署后，卢循方才发动进攻，率兵与晋军相持于查浦(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南)，进至丹阳郡(在今南京市东南)，转攻京口等地，并无所得。刘裕则统率北府兵主力列阵于秦淮河南岸的南塘一带，坚壁不战。 -
刘裕，原籍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曾祖混，渡江侨居丹徒的京口，做过武原令(侨县，无实土，寄治武进，属南徐州南彭城郡):祖靖，东安太守:父翘，郡功曹。刘裕虽说是士族，可是北来侨民的生活本来就不优裕，而裕父又早亡，故裕“尝自新洲(在今镇江市西，长江中小洲)伐荻”，“躬耕于丹徒”，“樵渔山泽”。 土断以后侨州郡的编户齐民又加重了兵役的负担，裕以士族， 为北府将领冠军将军孙无终府司马，其后为前将军刘牢之府参军，随牢之镇压浙东农民起义有功，累官至建武将军、下邳太守。 恒玄剪除北府将领，北府中下级军官人人危惧，可是刘裕知道他自己还不够格，并不恐惧，对人说:“今方是桓]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宋书·武帝纪》)果然，桓玄任命从兄桓脩(恒冲子)为南徐、南兖二州刺史镇北府(京口)以后，桓脩就以刘裕为参军，把他当作北府中下级军官中培养的对象。桓玄将要做皇帝，桓脩兄桓谦想了解北府将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看法，曾单独和刘裕谈话。刘裕对桓谦说:“楚王(玄时封楚王)，宣武(桓温谥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这种“劝进”的表示，获得了桓氏对他的信任。可是另一方面，刘裕却在团结北府中下级军官，密谋推翻桓玄。
公元404年二月二十八日，刘裕与北府兵中下级军官何无忌(刘牢之甥)、魏咏之、檀凭之等百余人，在京口起兵，斩桓脩。 同日，北府兵中下级军官刘毅、孟昶、刘道规(刘裕弟)等，也在北府兵另一根据地广陵起兵，斩桓玄所任命的青州刺史桓弘(桓脩弟)。毅等集兵渡江至京口，与裕会师，进攻建康。
桓玄听到北府兵叛变，恐慌异常，派兵堵击，又被北府兵击溃，桓玄只得放弃建康，退往荆州军的根据地江陵。撤退时，还把退位的东晋皇帝司马德宗一起带走。到了江陵之后，桓玄又“大聚兵众”，准备浮江东下，结果在峥嵘洲(今湖北鄂城)一战， 水军主力两万都被刘毅所统率的北府兵击垮，桓玄败退江陵，不久被杀。桓氏的残余势力，还在荆、湘一带继续骚扰，过了一年左右，才完全消灭。白痴的东晋皇帝司马德宗也被迎回建康，重又登上皇帝的宝座。
刘裕起兵成功，以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南青二州刺史，镇京口；随后又解除南青州，加领南兖州刺史，于是北府重兵，都掌握在刘裕一人的手中。公元408年，裕又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掌握了东晋政权。
这时，南燕主慕容超乘东晋衰乱之际，派骑兵侵入东晋边境，劫掠晋人充作奴婢，称为“吴口”，分送给后秦各国。公元409年二月，慕容超又派将军公孙归等率骑兵攻破宿豫(今江苏宿迁)，掳东晋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大掠而去:在所掠晋人中挑选出男女二千五百人，补为乐工。随后公孙归等又侵扰济南，掳去太守赵元及男女千余人。刘裕于是出兵北伐南燕。刘裕的对外用兵，一方面想满足江南人民抗敌的要求，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刘裕也企图利用对外用兵的胜利，建立更高的威望，使得和他同时起兵的北府将领(如刘毅、诸葛长民等)以及世家大族俯首帖耳，不敢与他抗衡。
公元409年四月，刘裕率水军自建康出发，沿中渎水、泗水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下船舰、辎重，走陆路到琅邪，越过大岘(今山东沂水北穆陵关)，六月，进围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八里)。慕容超向后秦求救，姚兴派了个使臣到刘裕那里警告刘裕说:“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的答复是:“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宋书·武帝纪》)当然， 后秦姚兴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公元410年二月，刘裕攻下广固，生擒慕容超(送至建康市斩首)，灭南燕，收复了青、兖广大地区。刘裕的功业，这时已超轶祖逖、桓温，东晋政权中，没有人能和他抗衡了。 - Visa f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