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sn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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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推出“网号”和“网证”制度；2、委内瑞拉民众抗议大选官方结果；3、美国总统拜登提出最高法院改革计划；4、几内亚大法院对 2009 年大屠杀案做出历史性判决；5、孟加拉总理哈西娜在抗议中倒台流亡；6、泰国宪法法院判决解散议会多数党；7、香港法院驳回黎智英及其他民主人士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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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篇，哈耶克主张小政府和大市场，反对以社会正义之名进行任何财富分配，可是却又认为，当代左翼自由主义代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他的观点没有实质分歧，因为他完全认同罗尔斯的“纯粹程序正义”的理念。本文指出，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纯粹程序正义”的前提，是社会基本制度必须充分实现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包括“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因此必然对市场秩序做出各种约束和规范。要反驳罗尔斯，哈耶克可以诉诸两个论证：市场秩序更加公平，又或更为自由。本文认为，这两个论证皆不成立，因为市场秩序既无法保证参与者享有公平的机会平等，也无法保障穷人与富人在私有财产制下享有同样的自由。作者由此总结，一旦我们接受社会正义优先于市场秩序，哈耶克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便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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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nas det avsn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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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发生时，民族问题可能成为最具爆炸性、挑战性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知识人、活动分子在统一与分离问题上一直存在重大的分歧。不少汉族学者、活动分子主张维持国家的统一，引进联邦制来容纳民族多样性问题；也有一些人认为必须破除“大一统”，将中国分裂成若干甚至许多小国。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目前主张寻求西藏高度自治而不是独立的“中间道路”，但是也有的藏人特别是年轻的流亡藏人对此并不认同。流亡维吾尔活动分子则似乎普遍主张将来独立建国，恢复民国时期曾创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南蒙古活动分子也有人主张独立。这种分歧根植于深刻的历史、宗教、文化、语言和现实等多种因素。主张维持统一与要求或支持分离的人之间，似乎难以相互说服。在目前共产党政权的极端、残酷控制之下，无论是引进联邦制保障真正的自治、还是某个或几个地区独立出去，都明显没有可能。但是，当未来民主转型发生、政治控制松动的时候，统一与分离的力量，如果处理、应对不好，却有可能发生激烈碰撞。结果，可能给强硬派机会，甚至造成流血冲突的悲剧，并导致转型的复杂化乃至失败。如何评估、管控这种风险？是否应该将成功建立民主的政府、框架作为优先考虑，然后在民主的前提下、以民主的方式处理统一与分离的问题？无论是维持统一还是追求独立，都需要经历一个政治过程、遵循一定的程序。如果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上如何操作，特别是以什么过程、制度安排来获得主要非汉民族的赞成，将统一建立在不同族群同意的基础之上？如果追求独立，如何经过选举产生必要的权威机构、遵循什么程序来获得分离？统一派与分离派是否可能达成某种基础程序共识，从而有助于民主转型的成功、统一或分离过程的和平、避免悲剧性的冲突？这些问题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和讨论。为此，《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部分专家、活动人士进行了以下笔谈。笔谈参与者们的立场、观点有很大差异，正如统一与分离的问题存在重大分歧。本刊作为公共平台，致力于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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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博士 (Adrian Zenz) 的的深度调查报告《新疆公安文件》，曝光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监控和拘禁行动，为世界了解新疆地区的人权危机提供了关键证据。北京方面对外界的批评充耳不闻，并将其再教育营、强制劳动和高科技监控等措施的实施，描绘为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必要手段。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加拿大在读历史博士郭森 (Paul Gosselin) 先生就新疆问题的根源、政策演变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等问题，与郑国恩博士进行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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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和同化政策，尤其是在新疆的灭绝性措施问题，已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通过强化“统一的中华民族”叙事，北京试图抹除少数民族的独立身份，DNA 研究成为其合法化手段之一。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历史叙事正在对国内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那么，中国的民族政策如何影响其国际形象？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如何回应？本刊编辑余浩风对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芒努斯 · 菲斯克修（Magnus Fiskesjö）进行了深入访谈，探讨了这些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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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来是否应该以某种形式的联邦制来处理境内各主要民族之间以及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一些大陆知识分子关心、讨论的问题。但是，大陆学人、活动分子，对台湾学界、政界在这方面有哪些看法和思考知之甚少。最近，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台湾人权学刊》创刊主编黄默先生发表文章再次提出构建“中华联邦”。他为什么提出这一主张？他的“中华联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架构？它与美国的联邦制或邦联制有什么不同？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建构这样一种架构？黄教授如何评价大陆一些学人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 ?《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就这些问题，对黄教授做了以下对话性专访。黄默教授是台湾知名政治学者、人权活动家，现任东吴大学文理讲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人权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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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上期发表了蒂莫西·梅斯伯格《选举制度之争：正确理解多数制》译文，这里刊登的是对梅斯伯格文章的批评性回应。与梅斯伯格不同，安德鲁·雷诺兹和约翰·M·凯里认为，比例代表制而不是多数代表制，对于转型国家是更好的选择，尽管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该文 2012 年 1 月首先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3, Number 1 January 2012, https://muse.jhu.edu/article/464216)。
本文由徐行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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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享有广泛豁免权；2、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3、墨西哥大选产生第一位女总统；4、台湾立法院改革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5、香港法院判决“47 人案”中 14 名民主活动人士有罪；6、美国大学校园发生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浪潮；7、格鲁吉亚议会“外国代理人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8、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发布逮捕令；9、突尼斯人抗议总统镇压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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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以同化为内容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后，习近平宣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容易偏向大汉族主义的政策与少数民族政策存在着紧张关系，原本就受到党国严密控制的西藏因而面临着更严峻的汉化压力。但在新冷战的形势下，习近平如果不能缓和与藏族的关系，势将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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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的接管到香港自由的丧失，近 30 年，香港人为守护自己的自由和争取民主，进行了一次次举世瞩目的抗争。那些抗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如何评价那些抗争，包括它们的成效与战略？抗争最终并没有守护住香港的自由，原因是什么？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社区参与研究者苏利利女士对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许田波 (Victoria Hui) 教授进行了以下访谈。许教授长期讲授世界各地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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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2 年开始，也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发生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知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都牵涉其中。本文作者梳理了这一运动的发生、展开的过程，以及 1949 年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矮化、变异，并对今天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在宗教活动中的严重自我矮化现象提出了批评。本刊作为公共平台，致力于不同观点的发表与交流，欢迎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专家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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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认为，“社会正义”是个空洞和无意义的概念，纯属海市蜃楼式的虚构，因此不应该用它来规范市场秩序。本文指出，这种观点并不成立，因为市场秩序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部分，直接影响每个人的机会、收入和自由，因此必须回答市场规则是否公平正义的问题。换言之，如果放任的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性贫穷，而贫穷必然导致无数穷人受苦，而这种受苦并非必然和应得，那么哈耶克就不能预设市场秩序的道德正当性，而是必须回答：市场规则能否给予每个参与者公平的对待？也就是说，市场秩序必须受到正义原则的规范和约束。此说一旦成立，我们即可进入本文第二部分，具体指出市场秩序为何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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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的分量和影响，其实比自由主义思潮更大，1949 年以后，老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最后的抵抗，他们全被打成了右派。然而，正是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新一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亦在萌生和孕育之中。年青的思想者们，在极其封闭、严酷和恐怖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追求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的呐喊和呼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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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剖析香港由殖民年代到后殖民年代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发展，论证香港的法治，先天缺乏民主体制支持，本身已经脆弱。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时期带来的威权式法律，加上中共接管香港后的威权统治，尤其是实施国家安全体制后，令香港的法治发展，依循当代威权及半威权国家的轨迹，一直向“威权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的路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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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在当今世界处于衰退之中。斯蒂芬·列文斯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A·韦（Lucan A. Way）教授则试图证明这一判断缺乏足够实据。他们认为民主在 21 世纪开始以来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这种韧性要归因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以及新独裁政权或独裁领导人巩固独裁体制所面临的困难。此文 2023 年 10 月首先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4, Number 4, October 2023, pp. 5-20，https://muse.jhu.edu/article/90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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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政治体制是“有自由无民主”吗？中国政府是否希望香港一直维持“自由独裁政体”？“一国两制”有可能不被北京政权摧毁吗？香港的政治特征如何影响了它的民主运动？香港民主运动经历了哪些阶段，其现状和前景如何？经济和阶级因素如何影响了中港关系？ 2020 年《国安法》之后香港局势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对香港的研究、理解和倡导工作？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正在美国一所大学就读的香港博士候选人达纽(笔名)，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马岳进行了以下访谈。马岳教授的研究领域为香港选举、政府、政党及议会发展、民主化、政治经济学及东欧转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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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由与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强加的《国安法》实施后，许多香港人被迫流亡海外。从法律角度看，香港的自由是如何被摧毁的？面对急剧恶化的局面，国际社会应如何应对？流亡者面临着哪些困境，他们的未来该如何保障？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加拿大皇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张语轩（Alvin Y.H. Cheung），就这些问题对香港法律与人权问题专家、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学者戴大为教授（Michael Davis）做了以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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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香港，曾享有令人艳羡的法治与自由。然而自 1997 年回归中国主权之后，其自由一直受到北京政权的威胁。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中国重回新强人统治之后，香港自由状况的恶化显著加速。而到 2019 年反送中运动发生以来，随着北京将国安法强加给香港，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法律成为系统性剥夺自由、迫害不同意见者的工具。大批民主人士或深陷囹圄、或流亡海外。最近， 立法会又迅速完成了曾受到港人成功抵制的“23 条立法”。在回归中国主权 20 余年之后，自由的香港沦陷了。这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呈现在世界面前。关于香港，一度有一个共同的事实判断，就是她有自由、缺民主。香港人为了民主进行了满怀激情的抗争，但是不仅没有得到期盼的民主，自由最后也丧失了。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中的事件与因素？为什么在一个有深厚法治传统的社会，司法、执法系统会迅速沦为政治迫害的工具？中国大陆一些学者曾将香港视为可以效法的、“无民主但有自自由后民主”的发展路径。在自由香港沦陷的今天，如何评估这一看法？香港的沦陷对于台湾又意味着什么？在《中英联合声明》40 周年、雨伞革命 10 周年、反修例运动 5 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一些专家就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作为某种历史记录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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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
2、苏比安托当选印尼总统；
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科罗拉多州法院关于特朗普初选资格的裁定；
4、俄罗斯政治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狱中死亡；
5、扎尔达里赢得巴基斯坦二月大选，进入第二任期；
6、萨尔瓦多总统获第二期连任引国际关注；
7、国际法院临时裁决南非诉以色列种族灭绝案；
8、自由之家：中国等专制政权在海外镇压新闻记者；
9、波兰中间派领袖图斯克当选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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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嘉央 • 诺布（Jamyang Norbu）《被遗忘的山岭回声：战争与和平中的西藏》一书，巧妙地呈现了一个基于深入研究的历史记录：在毛泽东时代，人数稀少、装备简陋、经验不足的西藏人民，是如何英勇地与强大且无情的殖民者 --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武装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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