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sn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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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国民性”这个词儿。 在和近代欧洲人迎面相撞以前，中国人一直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只有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礼貌、最有教养、最有文化的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蛮夷。那个时候，不是别人妖魔化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妖魔化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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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版本没有专业录音设备。特此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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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nas det avsn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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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心态是“急切”。鸦片战争中，中国这个人类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难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个中国精英都不服气。他们寻找着种种“速成”的复兴方法，他们相信这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鲤鱼打挺的方式，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人类历史的引领者——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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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鲁迅的两种不同主张，决定了中国国民性改造的两条不同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通过制度“渐进改良”之路。另一条道路，则是“思想改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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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有人卖票，说明民选这一票还有用。比起这张票一文不值，毕竟还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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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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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们痛切感受到国民性问题，是在戊戌变法之后。 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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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六国之中率先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秦始皇又凭借他的雄才大略，成功地把这一制度推向全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西周封建宗法制社会比起来，秦王朝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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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制度的另一个标志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这也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是在秦始皇出生前大约一百年，就由商鞅变法奠定了。 在“重建权威”“尊崇权威”“思想一元化”这些“复古”的大方向上，诸家学派达成了统一。但是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他们出现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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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认识到理性能够突破人的狭隘和愚昧，认识到反思能够促使人修正错误，不断向完美前进，这正是西方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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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尊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荀子就坚决建议，君主必须享有各种特殊的物质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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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秦始皇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君主专制制度的发明者。而事实上，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无数哲人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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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登上秦国王位的是一位荒淫无道之君，把秦国列祖列宗的基业败坏殆尽，使秦国由盛转衰，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分裂下去。不论如何，统一这个大方向是不会被扭转的。因为每个国家全力奋斗的结果都是一统天下，早晚会有别的国家取代秦国的位置，完成统一的大业。只不过可能会延后一二百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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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一元化与多元化，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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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却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哀叹、抱怨和诅咒。在春秋战国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哲人智者们如此失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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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仍然被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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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统一中国，他起的也不是决定性作用。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被大大夸张了。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不是中国上升的开端，而正是中国历史下陷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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